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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


国家科委“八六三”计划经费管理实施细则（试行）
　（１９８７年８月１８日）


　　“八六三计划”是经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准的一项中长期、全局性的重大战略计划。“八六三计划”经费由中央财政单列专项拨款予以保证。根据《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实施意见（试行）》和《八六三计划经费管理若干规定》的精神，特制定本经费管理实施细则。


　一、建立经费管理责任制，实行审批经费一支笔。国家科委（以下简称科委）“八六三计划”工作组组长、专家委员会（组）首席专家（组长）、专题（课题）组长必须严格按照国家财经政策和本管理实施细则的规定分别负责各级经费的审批，并对经费使用的合法性、合理性和有效性全面负责，必要时可指定有关人员按照预算代为审批。依托单位有关领导和财务部门应发挥保证监督作用，尊重“八六三计划”各级负责人的经费审批权。


　二、课题、专题、主题项目和领域的依托单位均应有健全的财务机构和合格的财会人员负责具体管理“八六三计划”经费。


　三、“八六三计划”经费必须单独核算，专款专用，任何部门、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挪用或挤占。


　四、经费开支范围
　　（一）、项目经费：系指用于项目（包括主题项目、专题项目和课题项目，下同。）研究开发过程中必须的设备购置费、业务费、公务费、修缮费、国际合作等其他费用以及科研管理费等。
　　１、设备购置费系指项目必需的外购设备费用（包括通用设备、专用设备、仪器仪表、样品样机等）。
　　２、业务费包括：
　　（１）设计论证费：指调研、方案论证、咨询、设计、资料等费用；
　　（２）材料费：指构成项目实体直接使用的材料费用（包括元件材料、试剂、配套设备部件等）；
　　（３）燃料及动力费：指耗用的电力、燃料、蒸汽、油料及排污等费用；
　　（４）外协费：指外部加工和属加工性质的劳务协作等费用；
　　（５）专用工装费：指木模、胎夹具、专用量具等费用；
　　（６）出国费：指短期出国人员调研、谈判、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等所需的旅费、会议费、资料费、食宿费、零杂费及其他费用；
　　（７）设备维修费：指“八六三计划”经费所购置的设备所需的维修费用；
　　（８）其他业务费用。
　　３、公务费系指直接用于项目的差旅费、会议费等。
　　４、修缮费系指实验室改装费等。实验室改装系指根据项目研究工作需要，改善实验室条件所进行的简单装修。不得将土建、房屋维修、实验室扩建等费用列入。
　　５、其他费用中包括国际合作费和专家活动费等。
　　６、科研管理费分课题科研管理费和专题、主题科研管理费。
　　（１）课题科研管理费系指承担课题人员的人员经费、使用承担任务单位办公室、实验场所和原有仪器设备补偿费以及其他应分摊的管理经费（如取暖、水电、使用汽车及辅助人员费用等）。
　　课题科研管理费的提取比例；年度拨款二十万元以内（含二十万元）的课题，科研管理费一般提取１０％，年度拨款数每增加十万元，其增加部分的科研管理费提取比例递减１％，（但每个课题的科研管理费按直接参加课题的人员计算，年人均数不应低于３５００元，亦不得高于４５００元）并要按照科委认可的该单位事业费的核减比例计取。
　　（２）专题、主题项目科研管理费系指聘用专家组成员的人员经费和经专家组（委员会）批准的专题（主题）管理人员的人员经费以及专题组、专家组活动经费。
　　聘用专家组成员的经费标准一般为每年每人７０００元，其他管理人员的经费标准一般为高级职称７０００元、中级职称５５００元、初级职称４０００元。经费全部自给的单位，按上述标准提取；经费部分自给的单位，以上述标准为基数，并按所在单位核减事业费的比例提取，拨给所在单位。兼职人员还应按其兼职工作量所占的比例折算。
　　专题组、专家组活动经费分别由专题组、专家组掌握，其使用范围与计划管理费基本相同。
　　（二）、计划管理费：系指专家委员会以上（含专家委员会）各级单位开展调研、论证、咨询、评审、招标、协调、情报、外事等工作和提供必要工作条件所需的费用，以及聘用专家委员会成员的人员经费。
　　聘用专家委员会成员的人员经费，一般按每年每人７０００元的标准，并按所在单位核减事业费的比例提取，拨给所在单位。
　　（三）、计划调整费：系指不可预测的项目机动经费，由国家科委掌握。
　　（四）、除上述三项经费开支范围外，特殊情况所需的经费（如外调专家住房费等），需逐级上报，由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商财政部审定。
　　实施“八六三计划”应充分利用现将科研设备和条件，一般不另起炉灶，不铺新摊子。


　五、经费的预决算和财务季度报表
　　（一）、“八六三计划”经费管理实行经费预决算制度。预决算按照课题组、专题组、主题项目专家组、领域专家委员会和科委逐级编报审批。课题项目经费预决算需逐级上报至科委，专题、主题项目和领域的预决算（并加附按表一所列内容汇总的经费预决算）只需报至上一级。
　　（二）、经费的预算
　　１．下达经费预算控制数科委根据中长期发展计划、上年度项目进展情况和本年度任务，分配年度经费控制数，再由各级依次分配下达。
　　２．编报预算程序：
　　（１）课题经费预算，由课题组依据合同、协议或委托任务书编报（表一、表三、表四，各一式五份）。
　　（２）专题经费预算，由专题组依据课题经费预算和专题科研管理费编报（表一至表五，各一式一份）。
　　（３）主题项目经费预算，由专家组依据专题经费预算、主题项目科研管理费编报（表一至表五，各一式一份）。
　　（４）领域经费预算，由专家委员会依据主题项目经费预算和专家委员会所需的计划管理费编报（表一至表五，各一式一份）。
　　（５）科委经费预算，依据五个领域的经费预算、计划调整费及科委“八六三计划”工作组所需的计划管理费编报（表一至表五，各一式一份）。
　　３．各级编报的预算经费均不得超出下达的经费控制数。各级编报预算的间隔时间均不得超过十天。审批下达的间隔时间，在接到上一级审批后，亦不得超过十天。
　　４．预算应附有编报依据等文字说明。
　　（三）、经费的决算
　　１．决算的编报审批程序与预算的编报审批程序相同，课题项目经费决算报表（表一、表三、表六、表七）一式五份，专题、主题项目和领域经费决算报表（表一至表三、表五至表七）一式一份。
　　２．上报决算时应附有财务分析说明。
　　３．上报决算的时间：课题组、专题组、专家组、专家委员会、科委应分别于年度终了后５０天、６０天、７０天、８０天、９０天之内报出。
　　４．审批决算的时间：均在接到上一级审批后１０天之内向下批复。
　　（四）、财务季度报表（表六、表七，一式一份）逐级填报至主题专家组，再由专家组汇总后分别报领域和科委。


　六、经费的下达和调整
　　领域和主题项目经费按预算分季度拨款。专题和课题经费按合同、协议或委托任务书规定的项目进度拨款。对提前完成阶段任务的专题和课题，可提前拨给下一阶段经费；对未按期完成计划任务的，须经上一级批准调整计划，修改合同、协议或委托任务书后，才能继续拨款。
　　领域之间的经费一般不互相调剂，年度经费如有必要调整时，需经科委审批。在同一个领域内的年度经费调整，跨主题项目的，由专家委员会审批；跨专题项目的，由专家组审批；跨课题项目的，由专题组审批，报专家组备案。
　　一万至五万元（含五万元）的仪器设备购置和５０平米（含５０平米）以内的实验室改装的经费，在预算额度内进行调整时，由专家组批准，报专家委员会备案；五万元以上的设备购置、５０平米以上的实验室改装，由主题项目专家组审核，报领域专家委员会批准。
　　项目因故终止，立即回收所余经费；对已购置物资，由专家委员会（组）负责清查处理，所获经费上交科委，用于“八六三计划”调整，物资设备由科委负责调配。


　七、经费的结余
　　“八六三计划”年度结余经费，可结转下一年度使用，冲抵下年度预算拨款。
　　已完成的课题结余经费，应在课题任务完成后两月内连同课题决算表一同上交专题组，用于专题计划调整；已完成的专题结余经费，应在专题完成后一个月内连同专题决算表逐级上交到科委，作为“八六三计划”调整费。


　八、非贸易外汇管理
　　（一）计划编报审批
　　根据财政部有关非贸易外汇集中控制，实行统一申请用汇，统一结算的要求和科委下达的非贸易外汇控制数，逐级编审上报国际合作、专家活动和出国的非贸易外汇使用计划（表八至表十一），报科委审批。
　　（二）非贸易外汇的主要开支范围
　　１．国际合作费，包括试验费、资料及在国外的办公费、国外劳务费及其他费用。
　　（１）试验费包括试验用材料、燃料、试剂费，软件、小型样品、关键零部件购置费，少量合作投资（实验室、厂房）费，设备补偿费及其他研究经费；
　　（２）资料及在国外的办公费包括图书资料费，在国外期间办公、水电、邮电、设备维修保养及办公家具等所需费用；
　　（３）国外劳务费系指在国外聘用人员所需工资、生活补助及其他劳务费用；
　　（４）其他费用系指执行项目计划的出国人员的生活费等费用。
　　国际合作费不含进口材料及设备费，不含购物谈判的出国费。
　　２．专家活动费
　　（１）国外学者、专家来华的旅差、报酬费以及家属补助费；
　　（２）中国学者、专家到国外讲学，或派人出国进修、培训、实习的补助费用。
　　３、出国费
　　系指临时出国调研、考察、谈判和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人员的出国费用，包括国外伙食费、国外住宿费、国外公杂费、国际旅费及其他费用（如会议费、资料费等）。
　　（三）开支标准开支标准参照下列文件执行
　　１．接待国外来华专家的费用按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外国专家局、国家科委、财政部关于短期邀请国外专家生活待遇的规定》〔国办发（１９８４）７７号〕办理。
　　２．临时出国人员按财政部、外交部《关于修订因公临时出国人员国外伙食费、住宿费、公杂费预算标准的通知》〔（８７）财外字第６００号〕办理。
　　３．出国进修人员的费用开支标准按财政部、国家教委、外交部制定的《公费出国留学人员经费开支规定》〔（８５）财文字第２５９号〕办理。
　　４．关于出国培训、实习人员费用开支标准按财政部《关于出国实习人员费用开支标准和管理办法的暂行规定》〔（８４）财外字５８３号〕办理。
　　５．关于出国合作研究人员的费用开支标准，在国家未制定统一标准前暂按临时出国人员开支标准办理。
　　（四）、非贸易外汇使用，统一由科技领导小组向财政部进行结算。


　九、对损失的审核权限
　　五万元以下的报专家组审理核销；五万元（含五万元）以上的，报专家委员会审理核销；二十万元（含二十万元）以上的，报科委审理核销；一百万元（含一百万元）以上的，须报经科委审查后，报科技领导小组审理核销。对主观原因所造成的损失，应追究责任并给予适当处理。


　十、固定资产管理
　　凡用“八六三计划”经费购置的固定资产，其所有权归科委。科委可根据八六一计划的需要统筹调配和处理。各级机构对所有固定资产要单独建帐，认真维护和妥善管理。
　　凡属限制社会集团购买力的物资要从严审查，购置计划要报科委和“控办”审批。


　十一、“八六三计划”经费开户
　　科委、各领域办公室和主题项目依托单位，应在银行开立“高技术研究专项经费”的“经费存款”专户；承担“八六三计划”任务的专题项目依托单位和课题项目依托单位，其拨款可并入依托单位的“经费存款”帐户，但要单独建账，单独核算，单独建立会计档案。如依托单位在银行没有“经费存款”账户，则需要开立“经费存款”账户。


　十二、财务监督
　　各专家委员会（组）、专题（课题）负责人以及有关财务人员，都必须维护财经纪律，加强对“八六三计划”经费的管理，及时填报财务报表，充分发挥财务监督职能，做好“事先预测、事中检查、事后分析”，并接受有关领导机关、财政、审计、银行、纪检部门的监督和检查。
　　各依托单位应切实加强对“八六三计划”经费的监督和检查。


　十三、本管理实施细则自公布之日起试行，其解释权和修改权属科委。
附件：
　　表一：八六三计划课题项目经费预（决）算表（略）
　　表二：八六三计划经费预（决）算汇总表（略）
　　表三：八六三计划设备计划（购置）表（略）
　　表四：八六三计划材料计划表（略）
　　表五：八六三计划活动费和计划管理费预（决）算表（略）
　　表六：八六三计划项目经费支出及应收、应付明细表（略）
　　表七：八六三计划资金活动情况表（略）
　　表八：八六三计划非贸易外汇支出计划表（略）
　　表九：八六三计划非贸易外汇支出专家活动费计划明细表（略）
　　表十：八六三计划非贸易外汇支出专家活动费计划明细表（略）
　　表十一：八六三计划非贸易外汇支出出国费计划明细表（略）






论中国法治建设中的传统法律文化

高军
（江苏技术师范学院社科系 常州 213001）


摘要：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中国法治建设的重要本土资源，中国法治建设必须充分利用传统法律文化的本土资源。在利用传统法律文化时应注意鉴别，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应注意对传统法律文化的改造。
关键词：法治建设、传统法律文化、本土资源

世纪初的中国正在进行着一场深刻的法治现代化革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成为新世纪我国的治国方略和宪政目标，在这场法治现代化进程中，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法治现代化进程中是否必须利用传统法律文化以及如何利用传统法律文化？传统法律文化在法治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究竟如何等等？这些问题都亟待解决，本文拟就以上诸问题谈一谈自己的看法。
一、对传统法律文化的总体认识
1．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曾有过辉煌的历史。众所周知，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有着悠久的文明史，古代中国人创造了先进的文化，“在近代以前时期的所有文明中，没有一个国家文明比中国更发达，更先进。”（1）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传统法律文化自成体系，其中古代法典编纂达到了很高的成就，“按照现代以前的任何标准来看，中国法典显然是自成一格的巨作，”（2）“有关正式的中国法律的文献不仅数量多，容易理解，而且其适用的时间，比所有现代国家法律的历史都更长久。”（3）至唐代，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发展到了顶峰，对周边东亚诸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华法系。虽然到了近代，在列强坚船利炮的威逼下，中国被迫国门洞开，被强行拉入了世界体系范围，在欧风美雨面前，中华法系失去了昔日的光辉，竟沦为“落后”、“野蛮”的代名词。从晚清“新取”开始，中国开始了艰难的法治近代化的历程，从那时起，中国法治变革的参照物就是西方法律文化，西方法律文化成为法律移植的主要对象与评判法治变革成效的主要标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备受冷落，沦为受批判乃至受攻击的对象。但是，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无论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4）因此，“在法的问题上其实并无真理可言，每一个国家依照各自的传统自定制度如规范是适当的。”（5）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来说，它根植于古代中国农业社会，与当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思想相适应，有其存在的内在的合理性，那种单纯地以西方法律文化为标准来衡量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并且只注重二者的分野，并进而由此得出结论，说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落后的观点是错误的。认识到这一点，才会使我们在对待传统法律文化上不至于妄自菲薄以致进而失去前进的勇气。
2．传统法律文化内容丰富，其中包含着很多优秀的成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礼法兼治”的社会综合治理模式、成文法、判例法共存及制定法与民间法并列的“混合法”模式、“无讼”价值观下节约成本的社会矛盾调解机制、“法不阿贵”、“刑无等级”的守法观念、司法中“亲亲相容隐”的人伦主义、“慎刑恤狱”的司法人道主义、“实质正义”的司法价值取向、法律的“集体主义本位”、“为政在人”的人治观、“亲民”的政治道德观、法律语言的简洁、司法人员的人文素养、古代行政立法、监察制度及廉政建设及历史上“变法”的经验等等，（6）这些都包含着符合现代法治的成分，经过改造，完全可以为当前的法治建设服务。
3．传统法律文化中缺乏现代化成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虽然曾有过辉煌的历史，其中也包含着很多优秀的内容，但由于传统法律文化毕竟是在古代农业社会中产生、发展的，与以商业文明为基础的西方“私法文化”不同的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总体上呈现出“公法文化”的特征。（7）受“公法文化”的影响，中国是个具有悠久人治传统的国家，历史上没有多少现成的符合现代法治的资源可供继承，本土资源中反法治的成分是主要的。传统法律文化反法治成分主要表现在，一方面中国古代历代统治者都奉行“重农抑商”的政策，中国国内从未形成统一的市场，商品经济极不发达，各地商业习惯不一，未形成统一的商法规则，反映市场经济运行一般规律的法律文化从未产生。另一方面，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封建极权统治下，人们恪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严格的等级观念，法律仅仅是统治者手中驭民的工具而已，难以形成现代法治所要求的民主、平等、自由、人权、私权神圣、权力制衡等观念。由于传统法律文化缺乏现代化成分，注定了在当前的这场以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为前提的法治现代化革命的进程中它无法扮演主要的角色。
二、中国法治建设必须充分利用传统法律文化的本土资源
1．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包含着许多先进的成分，例如前述的“礼法兼治”的社会综合治理模式，将法律建立在民族的伦理道德之上，通过礼法互动来保证国家机器的有效运转。以礼行法，减少推行法的阻力，以礼明法，增强道德的约束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现代西方社会中法律与道德的紧张对立所造成的法律的僵化及普遍的道德冷漠。又如，“混合法”模式中的成文法、判例法共存集大陆法系成文法之严谨与英美法系判例法之灵活之长而避两者之短，而其中的制定法与民间法并列又可以弥补制定法之不足，在法律之外，通过其他社会规范来调节社会关系。“混合法”模式下的法律实践活动可以有效地弥补法律的漏洞，实现法律的妥当性价值，更好地稳定社会秩序。传统法律文化中这样的内容还有很多，它们都是我们当前法治现代化建设的现成的本土资源，西方学者庞德曾说过，中国在寻求“现代的”法律制度时不必放弃自己的遗产。（8）西方学者能有如此真知灼见，对于这些优秀的遗产，我们更没有理由不继承。
2．法治现代化进程中不能割裂历史传统。文化建设不是一项空中楼阁的事业，文化自身有历史延续性的特点，任何一国文化的发展都是在既有的历史文化的基础上进行的，今天的一切与历史传统都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文化的发展决不能割裂历史，不能完全摆脱传统。我们知道，英美文化非常注重对传统的借鉴。在英国，不论是普通法传统，还是衡平法传统，均是其法制长期发展的结果，而美国则主要继承了英国式的经验传统。这种对传统的尊重和继承对英美国家的稳定发展的绩效是明显的。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来说，传统法律文化陈陈相因，“在古代就获得了体系上的高度和谐与超常稳定，传统的法控制指令，潜入了中华民族的心理底层，它控制着新的法律体系的运转，使法律在社会实现过程中向既往的历史回复，”（9）因此，“那种认为中国传统的法律已随着旧制度废弃而无效了的观点是天真的。”（10）但是，自近代以来，传统法律文化却命运多舛。中国近代以来的法制变革不是依靠内部因素促成的，而是迫于西方的压力，针对外部的刺激所产生的回应，采取的是自上而下的“政府推进型”模式，其中从体制到话语都是西方式的，传统法律文化往往被忽略乃至抛弃。影响至今，当前我国立法工作中仍在单纯地强调立法的超前与速度、规模，盲目迷信立法手段，在制定和移植外来法律时往往割裂了历史传统和现实，使一些匆匆出台的法律、法规难以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实际领域，难以被民众认同、消化、吸收，从而最后竟变成一纸空文。这一切正应验了学者公丕祥所指出的“缺乏时代相传的民族文化心理的支持与认同，无论现行社会秩序受到现行法律规则怎样强化，它也是脆弱不稳定的”论断。（11）
3．移植的法律必须经过一个“本土化”的过程。任何外来文化进入一个国家之后都必须经过一个“本土化”的过程才能被消化、吸收，从历史上看，中国对印度佛教的改造，日本、韩国对从中国传入的儒家文化、佛教、道教的改造都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这种改造是对外来文化进行过滤、吸收和选择的过程，如果没有这个过程，一种文化是不可能轻易地移植到另外一种文明里的。对于法律文化的移植来说，也同样如此。美国学者格伦顿等人认为，如果不经过“本土化”的过程，法律便不可能被移植，他们指出，“必须记住法律是特定民族的历史、文化、社会的价值和一般意识与观念的集中体现，任何两个国家的法律制度都不可能完全一样，法律是一种文化的表现形式，如果不经过某种本土化的过程，它便不可能轻易地从一种文化移植到另一种文化。”（12）
对于所谓的“本土化”，按照学者的解释，一方面是指“按照本民族的特质而发展”，（13）还指“与本国（本民族、本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传统以及风俗习惯等密切相结合。”（14）其主要原因是只有经过“本土化”的过程，才能使民众对移植的法律产生亲和力，便于民众接纳，减少推行的阻力。正如学者所指出的那样，“真正能得到有效贯彻执行的法律，恰恰是那些与通行的习惯惯例相一致或相近的规定，一个只能靠国家强制力才能贯彻下去的法律，即使理论上再公正，也肯定失败。”（15）
三、如何利用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本土资源
1．仔细鉴别，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内容庞杂、良莠不齐，其中包含着许多优秀成分的同时还包含着更多的不符合现代法治精神的已被时代抛弃的糟粕，因此，在利用传统法律文化时，必须仔细地鉴别。对于其中的专制主义、法律工具主义、泛刑事主义等明显不符合现代法治精神的内容应毫不犹豫地予以抛弃，对于其中含有的优秀成分，亦必须仔细鉴别，巧妙合理地予以运用。
在利用传统法律文化方面，我们曾有过许多失误，将精华当作糟粕予以抛弃及将糟粕当作精华而奉行的错误都曾犯过。前者如近代第一代法律家在对待传统“混合法”的态度方面，“混合法”本来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优秀遗产，但是近代第一批法律家在西方“三权分立”思想影响下，却认为法官“援引比附”（即适用和创造判例）是司法干预立法事务，有悖宪政原则，故对“判例法”采取否定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国法律制度向大陆成文法系一边倒的形势。后者如从建国至今，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法律工具主义”仍被许多人所奉行，将法律视为无产阶级专政“刀把子”的观念仍大有市场，针对社会治安的状况，隔一段时间就在全国或国内部分地区推行的“严打”竟成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一种常规的手段！这种现象的存在，不利于人民群众现代法治意识与观念的培养。所有以上这些失误，都反映了我们在利用传统法律文化方面认识的浮浅与幼稚。
在利用传统法律文化方面，还应对传统法律文化中一些契合现代西方法律发展趋势，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西方法律的弊端而被一些西方学者推崇的内容保持冷静的头脑和审慎的态度。因为中国的情况不同于西方，中国与西方处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面临着不同的情况，在西方要避免的一些东西有时反而是我们必须学习的对象。例如，西方二十世纪民商法发展的趋势是从个人本位向在坚持个人本位的同时强调社会本位，突出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就法律的社会本位这一点来说，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有着极其丰富的资源，中国传统法律就是以集体为本位的。（16）但与西方不同的是，对于中国这个具有浓厚封建残余的国家来说，当前的法治建设中不应过多的强调集体本位，相反更应大力弘扬的却是个人本位、个人主义，没有个人的自由、独立，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就无法建立。又如，对于传统法律文化中法官司法实践中的“实质正义”的价值取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西方法律形式主义所造成的法律的僵化及由此可能造成的牺牲个案正义的结果。但是，对目前中国的司法实践来说，更应受到重视的却是法律形式主义而不是“实质正义”的价值取向，当前司法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要破除长期以来“重实体、轻程序”的现状。不确立程序优先、违反程序亦违法的观念，司法公正就根本无法谈起。因此，我们不能以为一些西方学者看到了西方文化的一些缺陷和内在的危机而对东方文明予以关注就跟在后面卖弄一些后现代主义的概念，天真地以为二十一世纪就是东方文明的世界了，金耀基先生毫不留情地批评了这些人，说他们是缺乏理性精神的表现。（17）
2．在利用传统法律文化方面，应注重对传统法律文化的改造。如前所述，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毕竟是在古代农业社会中产生、发展的，它根植于古代农业社会，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相一致，其内容与现代法治精神有着天壤之别。故传统法律文化要实现现代化必须与时代的发展同步，不断注入新的内容，变革图新，否则就没有生命力，最终将面临枯竭的危险。因此，在利用传统法律文化上，应主要利用其形式，用新的符合现代法治精神的内容去替换传统法律文化中不符合时代发展的内容，利用传统法律文化的固有载体来表达现代法治的内在要求。唯如此，才能从中找到现代法治精神的支撑点以便嫁接现代法治的内容，也唯有如此，才能使民众真正地接纳、吸收。
3．必须正确地看待法律移植与利用传统法律文化之间的关系。由于传统法律文化中反法治成分是主要的，在大力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法治建设的今天，在传统法律文化不能充分有效地提供本土资源的情况下，适时地移植西方法律文化比从有限的本土资源中寻找零星点滴的资料更能提高效益，可以减少不必要的成本开支。因此，与利用传统法律文化的本土资源相比，法律移植在中国法治现代化进程中是一条更重要的途径，这也是任何一个后进的国家和民族在现代进程中不可避免的学习的过程，诚如学者在论及中国法学如何走向世界时所指出的那样：“不能否认，现代中国法律基本上是继受法，严格说来，我们继受的主要是西方法，因此，我们逃不脱当学生的命运。”（18）
注释：
（1）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年，第7页
（2）[美]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张理京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第85-86页
（3）[美]D·布迪、C·莫里斯著：《中华帝国的法律》，朱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页
（4）《马恩全集》第4卷，第121页
（5）[法]勒内·达维德：《当代主要法律体系》，漆竹生译，上海泽文出版社，1984年，第2页
（6）参见，张中秋：《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武树臣：《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武树臣：《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历史遗产》，载《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5年第3期；张晋藩：《中国古代行政管理制度的历史评价与借鉴》，载张国华主编：《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理论与实践》，鹭江出版社，1986年
（7）、（16）张中秋：《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78-117页、第36-77页
（8）高道蕴、高鸿钧、贺卫方编：《美国学者论中国法律传统》，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94页
（9）陈晓枫：《中国法律文化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9页
（10）、（15）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55页、第10页
（11）公丕祥：《法制现代化的理论逻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55页
（12）格林顿等：《比较法律传统》，高鸿钧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6-7页
（13）孙笑侠：《法的现象与观念》，群众出版社1995年，第26页
（14）何勤华：《法的国际化和本土化》，载《长白论丛》1996年，第5期
（17）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42页
（18）徐国栋：《中国法学怎样走向世界》，《现代法学》1997年，第3期


作者简介：
高军（1972— ），男，江苏淮阴人,吉林大学硕士,现任何江苏技术师范学院社科系法学讲师，常州， 213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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