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石市城市固体废弃物处理费征收管理办法

上一篇: 黄石经济技术开发区产业园管理办法
下一篇: 荆门市无公害蔬菜管理办法

上海市卫生局


上海市高层次中医师承教育工作管理办法 　

沪卫中医[1999]26号


　各区县卫生局、各医学院校及附属医院、局属医疗单位：
　　
　　为加强上海市师承教育工作的管理，现制定《上海市高层次中医师承教育工作管理办法》并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实施过程中如有问题，请及时与我局中医处联系。
　　
　　附件：上海市高层次中医师承教育工作管理办法


　　
　　上海市卫生局
　　一九九九年十月十四日

　　　　
　　上海市高层次中医师承教育工作管理办法


　　
　　第一条依据《上海市发展中医条例》有关规定，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的高层次中医师承教育工作(以下简称师承教育)，是指采取跟师带教为主的方式，以临床实践为主，继承研究著名中医(含中西医结合，下同)专家的学术经验，培养高层次中医临床(含临床科研)人才的教学工作，属于继续教育的范畴。本市的师承教育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市卫生行政管理部门是本市师承教育的主管部门。市卫生行政部门设立师承教育办公室，负责本市师承教育的日常管理工作。
　　第四条市卫生行政部门组织成立师承教育专家委员会，负责指导老师的评议。
　　第五条师承教育的指导老师，必须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一)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在职或在岗的中医专家。
　　(二)从事本专业工作30年以上.。
　　(三)在全国或本市享有盛誉。
　　(四)医德高尚，身体健康，能够胜任师承教育工作。
　　第六条指导老师遴选程序
　　遴选指导老师的程序是：专家所在单位推荐并征得专家本人同意后，报上级主管部门初审，初审同意后，报市卫生行政部门，经师承教育专家委员会评议，由市行政部门审核批准。
　　第七条继承人必须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一)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在本市医疗机构从事中医、中西医结合工作，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
　　(二)年龄在45岁以下。
　　(三)中医基础扎实，品学兼优，有长期从事名中医专家学术经验继承研究的决心。
　　第八条选拔继承人的程序是：个人申请，单位推荐，报上级主管部门同意后报市卫生行政部门，由市卫生行政部门组织理论考试和实践考核，择优录取。选配时需征得指导老师同意。
　　第九条市卫生行政部门可根据不同培养目的和对象，采取多种形式的师承教育并制订相应的继承人所必备的其他条件。
　　第十条师承教育的教学期限一般为连续三年，原则上不得中断。
　　第十一条指导老师与继承人应当签订师承教学协议，共同制定师承教学计划。师承教育期间，继承人所在单位原则上不再安排其从事与继承学习无关的工作；指导老师所在单位，应保证指导老师有足够的时间承担师承教育，并为师承教育创造必要的条件。
　　第十二条继承教育，应以跟师临床实践为主，坚持传统教学与现代教学相结合，着重提高中医理论水平与临床创新能力；采取分级管理，集中上课，分散带教，定期考核的教学方法。若指导老师中途因故停止带教，经市卫生行政部门同意，可转跟相近专业的指导老师继续学习，继承人继承学习不满两年半者，不得参加结业考核。
　　第十三条师承教育过程中必须进行考核，师承考核的内容分临床实践和专业理论的考核，采取学分制。师承教育考核的形式分平时考核、阶段考核和结业考核。平时考核的主要依据是平时跟师随诊记录和月记，平时考核由师承办公室实行。阶段考核每半年至一年一次，由师承教育办公室组织专家进行，阶段考核不合格者报经市卫生行政部门批准取消其师承继承人资格。继承人学习期满，由师承教育办公室聘请专家组成专家评审委员会统一进行结业考核，结业考核应严格按照规定的考核指标、考核方法和考核程序进行，结业考核不合格者，不予结业出师。
　　第十四条市卫生行政部门每年拨出一定的中医师承教育专款，继承人所在单位应在本单位职工教育经费内单列出一定数额的经费进行匹配，作为师承教育的专项补助经费，由师承教育办公室统一管理使用。师承教育的专项补助经费主要用于开展继承工作所需的教材、带教津贴、集中培训、外出进修、临床科研等。师承教育经费必须专款专用。
　　第十五条上海市卫生行政部门对出师继承人的结业考核进行验收，对通过验收者，发给出师或结业证书，对合格者的指导老师发给荣誉证书。
　　第十六条指导老师和继承人在师承教育期间的工资(或离退休费)、奖金及其他福利待遇均由原单位发放，其带教津贴由市卫生行政部门根据实际情况另行规定。
　　第十七条继承人在师承教育期间的工资、奖金及其他福利待遇均由原单位发放。
　　第十八条本办法由市卫生行政部门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解决“中国式过马路”本来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行人只要服从交通信号灯的指挥就可以了,但连日来随着媒体的介入,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以至于让人联想到了“苏格拉底之死”这样一个很形而上的问题。
　　前几天,央视专门对“中国式过马路”做了现场调查,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很多情况下行人不遵守交通信号灯是因为交通信号灯的设置不合理,间隔时间太短,有时行人来不及通过马路,信号灯就变了,这对一些行动不便的老人尤其不公平。央视的这个调查结论似乎很有说服力,以至于一些法律专家学者也对这个结论表示支持。
　　如果就个案来讲,我也认为“中国式过马路”的确有管理不善的问题,但是就整体而言,“中国式过马路”的核心还是社会整体规则意识的欠缺。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在其他城市,不是所有的路口交通信号灯的设置都不合理,但却是所有的路口都存在行人闯红灯的现象,如果过分强调交通信号灯设置不合理,会导致本来就欠缺规则意识的一部分中国人更认为只要是规则不合理,我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违反规则。事实上,很多时候规则合不合理不是由个人意志来决定的,不能因为某个人不方便就否定规则本身。
　　这里涉及到一个争议很多的法理问题——不合理的法律要不遵守?一直有法学界人士认为,恶法非法,所以就不用遵守。可也有人持相反的意见,早在2400年前,苏格拉底用他的生命表明了他的立场——对法律绝对服从,不能因为法律不公正就可以随意违背它。
　　从某个角度来说,也许法律本身并无善恶之分,其根本的问题是法律是否可以得到一体公正的执行,不能得到一体公正执行的法律就是恶法,反之就是善法。以新加坡的法律为例,用现代的法学理论来看,新加坡的鞭刑毫无疑问是恶法,但新加坡人民并没有群起而反对,要求废除它,甚至连争论都很少。当然有人可以说这是一种习惯或者传统,但从根本上讲,还是因为这种法律得到了一体公正的执行,任何人违反了相关法律都要受到这样的惩戒。也就是说,即使是恶法,只要执法公正,人们还是愿意遵守的。如果说在很多事情上是非曲直并不是那样黑白分明的话,那么公平地对待每一个人就是最高的正义,毕竟民不患寡而患不公,不公正的对待才是人们敢于违法的真正原因。
　　再回到“中国式过马路”上来,交通信号设置不合理是“中国式过马路”的一个原因,但不是主要原因,执法的时紧时松,你紧我松,此紧彼松,也许才是行人违法,进而是中国人缺乏规则意识的关键。
　　在很多人普遍缺乏规则意识的情况下,媒体作为文化建设的主要力量,理应引导人们树立规则意识,向公众传递遵守法律的正能量。但在很多情况下,媒体在这一点上做得并不好。
　　日前北京电视台的一期节目让人感觉很不舒服,这个栏目设置的初衷是与法院合作,对一些正在审理中的涉及财产、婚姻家庭等民事案件进行调解,这本来是符合我们现在的司法理念和司法目标的,但这一期节目却有所不同。兄弟俩因为宅基地分配发生矛盾,法院已经两审终审作出了判决,但哥哥拒不执行法院的判决,扬言要闹事,弟弟要求法院强制执行。对这样的案子还需要调解吗?显然不必,调解是司法的前置程序,建立在当事人之间情感基础上的司法调解应该是在案件审理前或审理中,而不是审理之后,特别是法院作出终审判决之后,这种调解就更是没有必要,这种调解只能是让当事人感到法律的无力和无能。如果说一个法院已终审的案件还可以商量的话,那法律的权威只能归零,也正是因为这种“凡事好商量”的司法态度,当事人对法律的信仰才会荡然无存。
　　规则意识、法律信仰的建立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需要厘清一些模糊的观念,更需要机构和个人都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尤其是媒体不能在这个问题上传递不正确的信息,让人动辄为自己的违法行为找理由、寻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