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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鞍山市人民政府


鞍山市建筑工程施工现场围挡设置管理办法

市政府令[2012]174号


《鞍山市建筑工程施工现场围挡设置管理办法》业经2012年3月22日鞍山市第14届人民政府第134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市长：王世伟
二○一二年五月六日


鞍山市建筑工程施工现场围挡设置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建筑工程施工现场围挡设置管理，提高城市管理水平，根据《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辽宁省建筑市场管理条例》和《鞍山市建筑工程施工现场管理规定》等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鞍山市市区范围内建筑工程施工现场围挡的设置和管理活动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建筑工程施工现场围挡包括新建、改建、扩建工程施工现场围挡及拆扒地块和待建地块施工现场围挡。
第四条 市城乡建设委员会（以下简称市建委）是建筑工程施工现场围挡管理的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对建筑工程施工现场围挡设置进行监督和管理。
第五条 建筑工程的项目法人单位负责施工现场围挡的设置和日常维护。
第六条 建筑工程施工现场围挡的设置管理应当遵循统一领导、属地负责、部门监管、企业自律的原则。
第二章 围挡设置的类型和标准
第七条 建筑工程施工现场必须设置连续封闭围挡。
施工现场围挡设置按照设置标准分为四种类型：
（一）景观式围挡。采用角（方）钢骨架结构，面板采用镀锌铁皮制作，表面粘贴宣传装饰布，砖柱和砖墙表面做贴砖美化处理。
标准一：高5米，宽8米，每间隔8米设置1000㎜×600㎜砖柱或钢筋混凝土柱，围挡底部连续设置高800㎜砖墙。
标准二：高4米，宽6米，每间隔6米设置800㎜×600㎜砖柱或钢筋混凝土柱，围挡底部连续设置高800㎜砖墙。
（二）组合彩板式围挡。采用轻钢骨架结构，面板采用彩钢板，砖柱和砖墙表面做贴砖美化处理。
标准：高3米，宽4米，每间隔4米设置400㎜×400㎜砖柱，围挡底部连续设置高500㎜砖墙。
（三）砖砌式围挡。围挡外侧面整体做贴砖或喷绘美化处理。
标准：高3米，砖墙厚度不小于240mm，顶部100㎜厚做挑檐处理，每间隔4米设置400㎜×400㎜砖柱。
（四）临时围挡。采用轻钢骨架结构，面板用彩钢板连续设置。
标准：高2.5米。〖HTH〗
第八条 下列区域和场所应当分别设置不同类型的施工现场围挡：
（一）站前地区施工现场按景观式围挡标准一设置。
（二）主干道两侧施工现场按景观式围挡标准二设置或者临主干道一侧按景观式围挡标准二设置，其余三侧按砖砌式围挡设置。
（三）工业园区内的工业项目施工现场按组合彩板式围挡设置。
（四）其他区域的施工现场临街、路一侧按景观式围挡标准二设置或者按砖砌式围挡设置，其余三侧按组合彩板式围挡设置。
拆扒地块和待建地块施工现场围挡依照上述标准设置。其中，拆扒期限不超过3个月的拆扒地块可设置临时围挡。
第九条 站前地区及主干道沿街、路一侧的施工现场围挡应当采取地埋式LED射灯、顶置式LED投光灯、内置LED灯管发光式、护栏管及点光源相结合等方式进行亮化处理。
第十条 景观式围挡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用于宣传公益性、企业形象和工业、商业、住宅地产相关内容。其中，公益性宣传内容不得少于可发布内容的三分之一。
第三章 围挡设置的管理和维护
第十一条 建筑工程的项目法人单位在围挡设置之前，应当向市建委报送围挡设置方案。
围挡设置方案应当包括工程概况、围挡彩色效果图、围挡平面布置图、围挡施工方案、围挡亮化方案等内容。其中，围挡亮化方案包括亮化方式、灯效布置图；围挡施工方案包括围挡和门楼的形式、尺寸、材料、颜色、结构形式。景观式围挡还应当报送宣传内容。
第十二条 围挡设置方案作为项目法人单位申领施工许可证的条件，应当由市建委依法审查，并对围挡建设情况验收合格后方可办理施工许可证。
第十三条 围挡设置单位应当对设置围挡的安全负责，保持围挡的完好、整洁，并做好下列日常维护工作：
（一）围挡残缺、破损、倒斜的，应当及时修复或更换；
（二）围挡污损、褪色的，应当及时清洁、粉饰；
（三）围挡板面漏字少划的，应当及时更正；
（四）围挡亮化设施灯光显示不全的，应当及时修复。
第十四条 施工单位应当在建设工程验收前，拆除施工现场围挡。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应当设置围挡而未设置的或者设置围挡未连续封闭的，由市建委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止施工，并处以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造成重大安全事故，构成犯罪的，对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三条规定行为之一的，由市建委根据《辽宁省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规定》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处以3万元以下罚款。
第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其他法律、法规、规章已有规定的，由相关管理部门依法予以处理。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八条 拆扒地块和待建地块的施工现场围挡设置管理，由各城区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作为设置、日常维护管理主体，依照本办法执行。
第十九条 海城市、台安县、岫岩满族自治县的建筑工程施工现场围挡设置管理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犯罪故意就是明知自己的行为有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状态。对犯罪行为危害结果的是否明知，是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犯罪主观方面的重要标准。如何判断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明知，以确定具有犯罪的主观故意。本文结合两则案例对此做一些探讨。

案例一

2008年3月，杨兵、王长利代理北京20余人在J省C县社保局办理了养老保险补缴手续，之后转移到北京社保接续（此种行为被称为“异地补填”）。C县社保局将补缴的保险费用60%留下，把40%转移到北京。

在此案件中，杨兵负责联系补缴保险的人并收取费用，王长利给C县社保局转递过一些资料和费用。杨兵共收取20余人150余万元，其中转到C县社保局20余万元，给王长利5万元。其余全部为其所有。检察机关认定杨、王收取代理费的行为是诈骗犯罪。



案例二

行为人张某因为对涨工资不满，就在销售的产品中设定停机的密码，造成销售给客户的机器在他设定的时间同时停机。此行为给公司造成上百万损失。司法机关认定张某的行为构成破坏公私财物罪。

一、对社会危害性的明知不是对犯罪的明知

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明知，表明行为人具有犯罪的故意。对危害结果明知道什么程度，刑法没有规定。就一般刑事犯罪而言，行为人都会认识到行为的危害结果会构成犯罪。但有些可能意识不到其行为会构成犯罪，但对危害性还是有认识的。明知会给公司造成经济损失这一危害结果而故意为之，证明其已经具备了犯罪的主观故意。

“不知法律不免责”。法律不允许任何人以不知法律为由逃避制裁。司法机关也难以查明行为人是否不知法律。如果行为人主张不知法律就可以免责，刑法就难以有效的实施。行为到底有没有危害？不是根据个人认识确定的，是根据一般人的理解确定的。司法实践中，经常会遇到一些所谓法盲，这些法盲并不是对危害性没有认识，而是对其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不清楚。

如果行为人对危害结果不明知，那么，就缺少故意犯罪中的主观要素而不构成犯罪。刑法上并不要求对危害结果明知道“犯罪”的程度，只要认识到行为的危害性就具备了故意犯罪的犯罪主观方面。

二、社会危害性的基本内涵

如何判断行为的社会危害，笔者认为主要是从犯罪的客体、因果关系、主观恶性等方面进行判断。

第一、直接犯罪客体。

虽然对社会危害性的明知属于犯罪的主观方面，但是，判断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不能脱离犯罪的客体。一般的犯罪客体是行为所侵犯的社会关系，而每个犯罪都有直接客体，刑法分则根据犯罪的直接客体区分不同的罪名，它是每一个独立的犯罪构成的必要条件，决定犯罪性质的重要因素。 “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不仅包括对某种行为没有规定不得为罪，也应包括没有犯罪客体的行为也不得定罪。

就案例一案件而言，表面上看，侵犯的客体是补缴保险人的财产所有权。实际上，司法机关定罪折射出来的侵犯客体是犯罪嫌疑人对养老保险管理秩序的侵犯。如果不存在对这一客体的侵犯，这个案件就不构成刑事案件，而是一个纯民事案件，是一个债务纠纷。之所以将已经转移到北京的养老保险关系取消，是因为北京方面认为J省C县社保局的做法错误，并不是因为王长利、杨兵收取被害人的代理费。这是问题的本质。那么，王长利、杨兵的行为是否构成对养老保险管理秩序的侵犯？显然不能。补缴是通过了C县社保的审查，没有理由让王长利、杨兵认识到经政府审查认为合法的行为也构成对养老保险管理秩序的侵犯。

第二、直接因果关系。

在因果关系中，会有许多链条。每一具体的因果关系都是环环相扣，在环环相扣的因果关系中，追根溯源，不能割裂互相之间的联系。“案例一”中的结果是补缴保险人的社保落空，交付的保险费打了水漂，由此推论其代理行为是诈骗性质。这一推论就是将因果链条的中间环节断裂开来。这一因果关系应是“代理行为→C县补缴社保→转到北京续接”。北京社保将接续行为认为无效，将这个结果的原因归结为王长利、杨兵的代理行为，跳过了C县补缴社保这一中间环节。

造成北京社保接续不能的结果，是北京和J省对补缴社保政策的理解不同。如果北京与J省对补缴的政策、理解相同，20余人在J省已经正式补缴了社保，就不会发生接续社保作废的情况，也不会造成补缴社保的人认为自己被骗。王、杨收取代理费的行为也就成为正当的，至少不能认为是犯罪行为。由此可以看出，对危害行为结果的判断，只能对自己的行为直接产生的社会危害性作出判断，不能要求行为人对行为结果进行判断，否则就导致客观归罪。

第三、主观恶性。

对犯罪的认定是对行为的认定，但为什么犯罪的构成中必须具备犯罪的主观要件？如果没有主观要件，无法从行为的外表下区分罪与非罪。劫匪开枪杀人与警察枪杀劫匪，结果都是人的死亡，但二者性质截然不同。仅以行为定罪，劫匪和警察都是杀人犯。这就陷入了客观归罪的泥潭，将善恶美丑、是非曲直混为一谈。犯罪的法律结果是刑罚，刑罚的目的是矫正，矫正就是矫正犯罪人的主观恶性，使行为人从思想上认识到行为的危害性，不再犯罪。行为人主观恶性的有无和程度的大小，可以从行为的过程中进行观察、分析。王长利案件，在行为前为防止异地补填被确认无效的结果，特意咨询了政府的管理部门，在得到了政府主管部门确认符合规定的答复后，才实施的代理行为。

事中行为也能反映出行为人的主观恶性的大小和有无。如行为的责任能力、动机、目的、手段等。王长利在这一案件中虽然收取杨兵所给的5万元，但他从没有向“被害人”做过虚假承诺，没有隐瞒事实真相的行为。并且为异地补填积极与C县社保局进行联络沟通，确认异地补填的合法性。代理当事人寄送资料、代为收款、转款。案例二的张某在停机事件中，明知停机会损害公司信誉、造成公司经济损失，却诡秘设置停机密码。反映出这两个案件中的被告人对危害结果具有不同心理状态。事后行为也能反映出行为人的主观恶性程度。在事后是如实坦白、真诚悔罪、自首立功、积极退赃、及时抢救还是负隅顽抗、拒不认罪、毁灭证据、订立同盟。

三、是否明知危害社会结果的判断标准

如何判断行为人是否明知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我们从三个方面做出判断：第一、根据正常人的常识，能够认识到其性质，就可以判断其对危害结果是明知的。法律禁止一切危害社会的行为。认识到行为性质是犯罪，必然认识到行为的社会危害结果。

第二、只要行为人认识到其行为的危害性，希望或放任行为的发生，就说明其已经具备犯罪的主观故意。案例二中的张某，已经认识到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无论其是否认识到行为是否构成犯罪，都能认定其具有犯罪的主观故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