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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为何确认“村官越权发包土地”有法可依？

（中企国盛律师事务所 王政 律师）

集体土地的承包权和使用权在目前是广大农民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口粮田是农民的保命田，责任田则是农民改善生活的基本手段。历史事实已经充分证明：土地问题是事关社会变革和社会稳定的根本性问题，历史上英明的统治者从来就不敢轻视。目前，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和经营权除了受到“政府征地”、“利益集团圈地”等因素的威胁、侵害或影响外，乡村干部越权处置集体土地也是侵害农民土地承包权和经营权的重要因素之一。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对乡村干部越权处置集体土地、侵害农民土地承包权和使用权的违法行为却在不同地区得到司法机关的“保驾护航”。
本所律师近期在山东省东营市垦利县代理了一起“村官越权发包土地”、侵害农民集体土地使用权的案件。此案件还曾引起过受害农民群众的集体上访，可以说在当地颇有一定影响。然而，对如此关乎民生、关乎社会稳定的地方“大案”，垦利县人民法院的法官们又是如何断案的呢？下面我们不妨把本案的基本案情向大家介绍一下，以期引起广大公众和社会同仁们的关注。

案情简介
山东省东营市垦利县位于美丽富饶的黄河三角洲上，这里是共和国最年轻的土地，也是国家唯一生产土地的地方，黄河水携带的泥沙每年都要让黄河入海口的海岸线向海中推进几公里，时间久了就会产生出大批的良田。我们案件中所涉及的属于垦利县垦利镇高盖村集体所有的850亩孤岛耕地就是这样形成的。这些耕地形成初期一直由高盖村村民集体进行耕种，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后曾一度疏于管理。约在1991年，高盖村的村官就开始背着广大村民以每亩不足人民币五元的价格对外发包上述土地。约在2001年，该村村民委员会通过诉讼形式解除了与该土地原承包户的合同，该土地的使用权又重新回到高盖村全体村民。然而，对上述土地所发生的一切变故，都是由个别村官在一手操纵着，广大村民并不知情。
上述850亩集体土地使用权被收回后，高盖村的村官高某（时任该村“村民委员会主任”）却又背着广大村民在未召开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未成立土地承包工作小组、未向村民公布承包经营方案的情况下，将上述已收回的850亩耕地以该村村民委员会名义（当时高盖村村民委员会委员共有三人，除村主任高某外，一名委员对此事不知情，另一名委员对合同具体内容不知情，）以每亩不足人民币20元的价格出租给薛某（承租时非高盖村村民），租期为12年（自2002年3月18日至2014年3月18日）。薛某承租土地后自己并没有进行耕种，而一直是通过对外转包的方式来进行渔利（自2007年始，上述耕地对外发包市场价每亩已经达到530元以上）。
对上述850亩耕地一直由他人耕种的事实，高盖村多数村民不知情。2007年，部分村民开始要求村官对上述土地组织发包和耕种，高某遂拿出上述土地已出租给薛某等人的《土地租赁合同》。高盖村村民了解到事情真相后，就高某非法出租集体土地之事便开始集体上访，要求政府部门出面予以解决。有关政府领导也曾组织人员对此事进行过协调，但是无法使双方达成一致的解决方案。最后，高盖村村民不得不拿起法律的武器授权村民委员会以“高某和薛某恶意串通，违反民主议定程序，签订损害集体利益、违反国家法律的无效合同”为由将高某和薛某告上法庭。
山东省东营市垦利县依法受理了此案，并迅速组成合议庭来审理此案。庭审时，被告高某和薛某拿不出就土地出租之事召开过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的证据，高某提供的《土地租赁合同》复印件中仅提到“经村民委员会同意”的字样，且高某当庭承认就土地出租之事没有召开过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薛某的代理人及其提供证人当庭承认就承租土地自己并没有进行耕种而是对外进行转包的事实（理由是“合同中约定了可以对外转包”）。高某和薛某的代理律师认为：高某以村民委员会名义对外出租或发包土地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上述土地的出租或发包价格为每亩20元（前五年半实际为10元），比1991年以前村官决定的每亩5元的发包价格要高，故不存在恶意串通和损害集体利益的问题；关于是否举行民主议定程序的证据应当由原告高盖村村民委员会承担。
原告高盖村村民委员会认为：对土地出租或发包等涉及广大村民集体利益的重要事项，我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土地管理法》、《土地承包法》、新生效的《物权法》等相关法律都有明确规定，即对土地出租或发包等涉及广大村民集体利益的重要事项，必须通过民主议定的方式解决，即必须由村民委员会提交村民会议集体讨论决定，必须成立承包工作小组，必须公开承包或经营方案，由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后，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被告高某在未取得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同意就以原告名义私自对外出租或发包集体土地的行为已构成无权处分，高某在未取得其他村民委员会委员书面授权的情形下就以村民委员会名义行使权利的行为则构成无权代理，属于典型的权力滥用行为。
垦利县人民法院对本案一审的判决结论是：原告高盖村村民委员会与被告之一薛某签订的关于原告村所属的850亩孤岛地的《土地租赁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符合法律规定，合法有效，本院予以采信。因为被告人之一高某在签订合同时担任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其在合同书上签字是履行职务行为，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应当由原告承担。审判人员并且认为“该合同是否通过民主议定程序签署的举证责任应由原告承担，原告广大村民签字对上述合同不知情的当事人陈述证据不具有证明力”。对原告要求确认上述《土地租赁合同》为无效合同并请求损害赔偿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原告代理律师及原告方广大村民对此判决表示甚为不解。如此公然违反国家基本法律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怎么就这么轻而易举地被人民法院确认合法有效了呢？

法律评析
本案件看似简单，但因涉及我国的司法制度、国家土地制度、村民自治管理制度及诸多社会关系和社会利益矛盾等方面问题，实则异常复杂。看似不合理甚至违法的事情为什么又因受到司法的保护而堂而皇之地“合法化”呢？其间的利益主体及当事人各方到底孰是孰非？又有多少问题值得我们去深思？下面我们不妨就此中所涉及的几个法律问题略做一下评析。
首先，就司法制度而言，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国家的法律体系属于以成文法或法典法为表现形式的大陆法系，国家通过立法形式发布了一系列规范性法律文件，而这些规范性法律文件能否在现实中得到遵守或实施呢？那就主要看执法者如何来执法了。在我国的司法审判中，对相同或相似的案件，有着不同甚至是自相矛盾的处理结果早已不是什么新鲜怪事，任何案件的最终处理结果都是在权力、金钱、人情等法外因素和法律的具体条文规定、案件事实本身等法内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结果，是社会不同的利益主体进行力量博弈或较量的结果。在这种力量的博弈或较量过程中，有时法外因素大大超越了法内因素，这恐怕就是在中国人心目中老存在“权”与“法”孰大孰小之争、“法治”和“人治”孰优孰劣之争的根本缘由吧。而且，我们的司法裁判文书都是以“法院”的名义作出的，不是以“法官”的名义作出的。即使裁判错了，也难以找到当事人因错误裁判所导致损害的责任承担者。裁判文书中完全不需要论证清楚裁判的法律依据、事实依据和证据采用与否的逻辑原由，有时只需一个“本院认为”或者“依法判决如下”就足够了，至于为什么如此裁判的具体原由可完全不去顾及它。具体到本案而言，垦利县人民法院在判决书中只是认定“签订《土地租赁合同》的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符合法律规定，合法有效”。至于为什么“意思表示真实”，为什么“符合法律规定”，符合“什么样的法律规定”则完全不用去理会。如此的裁判文书怎么能让人信服呢？
其次，就土地制度而言，包括《宪法》在内的法律都规定：在我国，土地属于国家所有或集体所有，土地的所有权不存在国家或集体所有之外的第三种表现形式。以农村集体土地为例，对农村集体土地由村小组、村或乡镇级政府以集体名义进行占有，以使用权承包或租赁的形式有偿交付农民使用（不少学者认为，目前农民这种使用集体土地的方式相当于前资本主义的“永佃制”）。按照我国土地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名义上拥有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各级集体组织或单位对集体土地使用权是不能随意处置的，尤其不能随意进行转让买卖，还必须受到政府部门一定的管理和监控。这一切都充分表现了我国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虚化和不完整性。按照我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土地管理法》、《土地承包法》、《物权法》等相关法律确规定，对农村集体土地转让、出租或发包等涉及广大村民集体利益的重要事项，必须由土地的所有者通过集体讨论的方式，以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议定”程序解决，同时还要求经乡镇级或以上级别的政府部门批准。但是，对于农村土地的发包或出租事宜，地方政府又没有建立起具体相应的登记或公示制度，导致农地使用权流转过程中的混乱，导致土地流转过程中村官或政府官员非法“寻租现象”的出现。对本案《土地租赁合同》中所涉及的850亩耕地的非法流转，当地政府就没有依法通过具体的土地使用权流转登记或公示制度来进行规范和监督。如此看来，完善我国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的登记或公示制度才是减少农地使用权流转混乱情形的根本措施之一。
再次，就村民自治制度讲，国家推行此制度的目的是为了充分调动农村广大人民群众从事社会生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是为了充分发扬民主，实现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重要法制保障。按照我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及其他相关法律规定，对涉及农民集体土地权益处置的表意机关应当是全体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村民委员会并非其表意机关，而只是意思表示的执行机关。就本案而言，原告高盖村村民委员会虽然在诉讼法上有一定的法律主体地位，但其本身也不具有处分集体财产的权利。也就是说，高某在对外出租集体土地时，即使召开过村民委员会会议，没有全体村民或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原告私自处分集体财产也属于无权处分，也构成非法。但是现实情况是：我们的村官们由于缺乏基本的法制观念，往往将自己看成是“一级政府”的代言人，可以代表广大人民群众作出任何产生法律效果的行为。甚至主观上认为“谁当上了村委会主任或村支部书记，谁就会拥有无上的权力，对农村集体的事情谁就说了算”。什么法律法规、什么民主程序从来就不会进入这些村官们的头脑之中。至于村民委员会的公章吗？自己想怎么盖就怎么盖。本案所涉及《土地租赁合同》上的公章就是高某利用掌管村委会公章的职务之便盖上去的。但是从法律角度讲，盖上了村民委员会的公章，不等于盖章的合同就必然产生法律效力，还必须看公章是怎么盖上的，还必须看是否履行了法律规定的必要程序，还必须看是否损害了广大村民的整体利益或部分村民的正当权益，还必须看是否经过政府部门的批准，等等。如此分析，才能得出“是村官的职务行为，还是职权滥用行为”的结论。但是本案一审判决的结果却充分说明个别法官在处理此类案件时“惟村民委员会公章是论”，而根本不去考虑—全体村民们的集体意志，更不会去关心广大村民失去土地后的生计问题。
最后，从我国农村和谐社会构建角度考虑，目前土地问题是关乎中国社会尤其是农村社会稳定的根本性问题之一。对大多数农民而言，有地种是保障生存的基本前提，在此前提下才能考虑安居乐业奔小康的问题。如果有地不能种，连基本生活都无法得到保障怎么能考虑安居乐业的问题呢？如果放任村官不通过正当的法律程序对外发包或出租属于农民集体的土地的现象肆意蔓延，怎么能不引起广大农民们的集体上访或抱怨呢？如果司法不能从根本上维护和保障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利益，怎么能维护社会生活尤其农村社会生活的和谐和稳定呢？诚然，改革开放已使我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随之也出现了利益集团的分化，也出现了个人欲望对财富的无尽追逐，从而导致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对财富占有数量的明显分化。这样，在我国农村，除了正当勤劳的发家致富途径外，发生个别村官利用职权侵占集体财产、损害集体利益、损害弱势群众利益来致富的事情也就在所难免，甚至屡见不鲜了。这样，我们司法机关通过严格执法保障法律的正当实施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无法理解的是：垦利县人民法院的法官们在处理此土地纠纷案件时并没有从构建和谐社会的大局出发，没有从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而是完全站到了少数村官或既得利益者的立场上，完全忽略了高盖村广大村民的生计问题，完全忽略了国家法律的基本规定，完全忽略了法律的引导和教育功能，完全不顾案件事实本身而主观枉法裁判。至于法官如此断案的背后原因，我们已无法调查清楚。
透过以上对案件所涉及的重要法律问题的分析，我们应不难意识到：立法重要，执法更为重要。对国家而言，制定的法律即使再完美，如果在司法中得不到实施也等于一纸空文。构建和谐社会，仍旧任重而道远；严格司法、保障民生尤为重要。赋有保障国家或社会稳定职责的国家工作人员也可能会成为制造社会矛盾、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人民公敌，不公正的司法裁判是制造社会不稳定因素的重要根源。法官不严格执法，就意味着知法犯法，就是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群众的最大犯罪。

河北省邯郸市人大常委会


邯郸市防洪条例



（2005年11月2日邯郸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2006年5月24日经河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批准）



第一条　为加强防洪工作，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保障经济建设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河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办法》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防洪以及与防洪有关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必须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市和县（市）、区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在本级人民政府领导下，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防洪的组织、协调、监督、指导等日常工作。

市和县（市）、区依法设立防汛指挥机构，在上级防汛指挥机构和本级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指挥本行政区域的防汛抗洪工作。

防汛指挥机构成员单位，应当承担有关防洪任务。具体职责由同级防汛指挥机构统一制定。

行业主管部门在所在地县级以上防汛指挥机构的领导下，负责本部门、本系统的防汛抗洪工作。

第四条　市和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设立防汛指挥机构的常设办事机构，具体负责防汛指挥机构的日常工作。汛期，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以及有防洪任务的部门和单位可以组建临时防汛办事机构，负责防汛抗洪的有关工作。

市和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设立城区防汛办事机构，在同级防汛指挥机构的统一指挥下，负责城区防汛抗洪等工作。市级城区防汛办事机构设在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县级城区防汛办事机构可以设在县（市）、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第五条　市和县（市）、区防汛指挥机构应当根据防汛抗洪需要，结合本行政区域和流域范围划分防汛抗洪责任区。紧急防汛期，责任区可以设立抗洪抢险临时指挥部。

责任区抗洪抢险临时指挥部在同级防汛指挥机构的统一指挥下，负责责任区内抗洪抢险、救灾安置、社会治安、卫生防疫等工作。

第六条　防汛抗洪工作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分级负责制、分部门负责制、技术参谋责任制、防汛岗位责任制。

第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防洪工程设施和依法参加防汛抗洪的义务，并有权制止和检举破坏防洪工程设施的行为。

对在防洪和抗洪抢险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由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给予表彰和奖励。表彰和奖励办法由市和县（市）、区人民政府制定。

第八条　防洪规划是防洪工程设施建设和确定非工程防洪措施的基本依据。防洪规划按照下列规定编制：

（一）市和县（市）、区区域防洪规划由本级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依据流域防洪规划和上一级区域防洪规划编制，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并报上一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二）城区防洪规划由市和县（市）、区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依据流域防洪规划和本级区域防洪规划编制，报上一级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审核后，经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并纳入城区总体规划。

（三）滏阳河、南洺河、北洺河、支漳河分洪道、魏大馆排水渠等跨县（市）、区的行洪排涝河道、渠道的防洪规划，由市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依据流域规划编制，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并报上一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四）县（市）、区管理的行洪排涝河道的防洪规划，由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依据流域规划和本级区域防洪规划编制，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并报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五）大名泛区、永年洼、黄粱梦洼等蓄滞洪区及其他缓洪区的防洪规划，由市水行政主管部门依据流域规划编制，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并报上一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修改防洪规划，应当依照上述规定办理。

第九条　市和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国土资源部门会同水行政主管部门、气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对山洪可能诱发山体滑坡、崩塌和泥石流的区域制定相关防治规划，建设观测、预警预报设施，落实监测人员，制定和落实避险转移方案。

第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安全第一，兴利除害并重的原则，采取蓄、泄、滞、引、补、调相结合的措施，组织有关部门制定雨洪资源利用规划和实施方案，鼓励和支持集体或者个人兴建集雨蓄洪工程。

平原和山区应当利用现有河道、渠系、集雨工程，科学引用、储蓄雨洪资源。

水库在汛期应当根据雨情、水情、天气预报、工程状况等因素，经科学论证后，按审批权限报请上级防汛指挥机构批准、备案，可以动态控制水库蓄水位。

城区市政工程建设，应当采取就地收集、入渗、储存等措施，合理利用雨水资源。

第十一条　防洪预案是针对暴雨、洪水可能引起的洪涝灾害而预先制定的防御方案、对策、措施和应急部署，是各级防汛指挥机构实施指挥决策和防洪调度、抢险救灾的依据。

防洪预案应当结合防洪工程现状、社会经济情况，因地制宜进行编制。主要包括：编制原则与依据、抗洪抢险方案、洪水调度方案、实施措施、启用条件、安全保障体系和组织指挥体系等。

第十二条　防洪预案由同级防汛指挥机构依据流域防洪规划和上一级的防洪预案进行编制，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并报上一级防汛指挥机构备案。

市和县（市）、区管理的河流、蓄滞洪区、缓洪区及水库的防洪预案，由同级防汛指挥机构依照上级防汛指挥机构下达的调度运用计划编制，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并报上一级防汛指挥机构备案。

城区防洪预案由同级防汛指挥机构根据城区防洪规划、防洪工程设施防御能力和国家规定的防洪标准编制，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并报上一级防汛指挥机构备案。

修改防洪预案，应当依据编制程序办理。

第十三条　市和县（市）、区防洪预案确定的有防汛任务的部门和单位应当根据防汛任务的要求，结合各自的特点，编制本部门、本单位的防洪预案，由有管辖权的防汛指挥机构监督实施。其他部门和单位应当制定防洪的自保预案。

第十四条　任何部门和单位必须执行经批准的防洪预案和防汛指挥机构的防汛调度指令。

第十五条　防洪工程设施实行统一管理和分级、分部门管理相结合的制度。

东武仕水库、滏阳河东武仕水库至黄口闸段，由市水行政主管部门管理；跨县（市）、区的行洪排涝河道、渠道及蓄滞洪区，市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对其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的工程建设方案进行审查，县（市）、区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属地原则实施具体管理；其他防洪工程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的工程建设方案的审查，由县（市）、区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工程设施的管理，由有管辖权的行政主管部门负责。

市城市建成区内渚河、输元河和支漳河分洪道左西橡胶坝以上段等行洪河道，由市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管理和维护；地下排水管网、抽升泵站等排水排涝工程设施，由市市政公用事业主管部门负责管理和维护；排水沟渠由所在区（县）有关部门负责管理和维护。

县（市）、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所属范围内的城区防洪排涝工程设施管理和维护。

第十六条　小型防洪工程设施采取承包、租赁、股份制及股份合作制等形式经营的，经营者必须确保工程完整，服从防汛的统一管理和调度，承担相应的防洪责任。

第十七条　规划治导线是河道整治和修建控制引导河水流向、保护堤岸等工程的依据。

市和县（市）、区水行政主管部门对管辖的河道，应当依据河流统一规划拟定河流规划治导线。按照规划治导线修建控制引导河水流向、保护堤岸、河道整治等工程设施时，不得任意改变河水流向。

未经统一规划的河流，有管辖权的水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按照1963年8月海河流域发生的特大洪水过程中各河道最高水位线以下范围，对河道整治工程及其他沿河、跨河、占用河道的建设项目进行控制。

第十八条　在河道、渠道内新建、改建或者扩建排水口的，其工程建设方案必须经有管辖权的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同意；排水管理涉及其他部门的，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与有关部门共同审查。申报审查的工程建设方案应当附具下列文件：

（一）项目申请书；

（二）建设项目所依据的文件和排水设计方案；

（三）建设项目对防洪工程设施安全的影响及拟采取的补救措施。

受理前款工程建设方案审查的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二十日内作出决定。

本条例实施前设置的排水口，设置单位应当到有管辖权的水行政主管部门申报登记；对不符合防洪安全要求的，由设置单位负责改造。

第十九条　非经有管辖权的水行政主管部门同意，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填堵山洪沟道等原有的河道、沟渠或者废除原有的闸、坝和防洪围堤等防洪工程设施。

第二十条　市和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水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根据防洪规划，制定河道整治、涝区治理、水库加固、城区排涝设施建设的年度计划，并负责组织实施。

抢险救灾之外的防洪工程设施建设，必须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以及防御标准进行设计、施工、监理和验收，确保防洪工程设施的建设质量。

防洪工程设施竣工验收时，应当有水行政主管部门参加，经验收确认符合防洪安全和运行条件的，方可投入使用。

第二十一条　城区建设应当按照城区防洪规划要求，严格控制建设用地竖向标高，兼顾低洼地改造、河道整治、排水管网敷设、泵站建设。

第二十二条　防洪保护区内建设项目的布局和建设，必须保证防洪安全，并与防洪工程的布局和建设相协调。超过现状防洪标准、涉及防洪安全的重大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应当编制防洪影响评价报告，并经有管辖权的水行政主管部门出具评估意见。

第二十三条　在水库、河道、闸涵等水利工程管理范围内，经批准建设的工程项目，对在施工过程中可能损坏防洪工程、设置或者留置阻水障碍物的建设项目，开工前建设单位应当和水利工程管理单位签订与防洪安全相关的责任协议。

第二十四条　市、县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执行省际边界河道工程审批程序，逐级上报工程建设项目。有关县、乡、村签订跨省行政区域的防洪和引用水等建设协议时，必须事先由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征求相关部门和单位意见协商一致后，方可签订。

第二十五条　河道水位或者流量达到国家或者省规定的分洪标准，启用蓄滞洪区前，由所在县（市）、区人民政府对需要转移和安置的群众，按照依法经批准的防御洪水方案，做好避洪、转移安置等工作。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蓄滞洪区安全建设予以扶持，蓄滞洪后，应当依照国家规定予以补偿或者救助。

第二十六条　市和县（市）、区防汛指挥机构和有关部门应当建立健全汛情、灾情报告制度。

市和县（市）、区防汛指挥机构核实和统计所管辖范围的洪涝灾情，并报上级防汛指挥机构，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隐瞒、谎报或者拖延不报。

汛情和灾情通报由市和县（市）、区防汛指挥机构负责向社会发布，其他部门和单位不得发布。

第二十七条　防洪抢险救灾需要军队参加的，按照《军队参加抢险救灾条例》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八条　防洪费用按照事权和财权相统一，政府投入与受益者合理承担相结合，以政府投入为主的原则筹集。

市和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在本级财政预算和水利建设基金中安排资金，用于本地区内防洪排涝工程设施的建设维护管理、抗洪抢险、水毁恢复和防汛物资的储备、补充等。

常设防汛办事机构的正常防汛经费应当纳入本级财政预算。

第二十九条　防汛物资实行分级储备、分级管理、统一调用、满足急需的原则。

市和县（市）、区防汛指挥机构和有关部门必须按照防汛物资储备定额，足额储备常备物资。

受洪水威胁的单位和群众应当储备一定的防汛抢险物料。

第三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清除障碍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对防洪工程设施造成损坏的，应当赔偿损失，并可以按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一）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和第三款的，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二）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的，处五万元以下罚款；

（三）在防洪工程管理和保护范围内进行危害防洪工程设施安全的爆破、打井、采石等活动，危害轻微的，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危害严重的，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四）在防洪工程管理范围内种植阻碍行洪的林木和高秆作物，倾倒垃圾、桔杆、渣土及其他废弃物或者沉船的，处五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一条　在防洪工程管理范围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限期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不恢复原状也不采取其他补救措施的，代为恢复原状，所需费用由违法者承担，并可以按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一）未经批准或者不按照批准的范围和作业方式，在河道管理范围内采砂、取土，有违法所得的，处相当于违法所得二倍以下最高不超过五万元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少量取用的，处五百元以下罚款，取用数量较大的，处五百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在堤防上取土，危害较轻的，处一万元以下罚款，危害严重的，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二）侵占水库库容、擅自围垦河道、在河道内进行开采发掘，危害较轻的，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危害严重的，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三）未经批准或者未按照审查批准的位置、界限，在河道管理范围内从事建设跨河、穿河、穿堤、临河的桥梁、码头、道路、渡口、管道、缆线等工程设施，对防洪工程设施安全影响较轻的，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影响严重的，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二条　在防洪工程管理范围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清除障碍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逾期不清除或者不采取补救措施的，强行清除，所需费用由违法者承担，并可以按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一）堆放物料、挖筑鱼塘、设置拦河渔具、擅自在水库水面进行网箱养鱼的，处二万元以下罚款；

（二）在堤防和护堤地建房及修建围堤、阻水渠道、阻水道路等妨碍行洪的建筑物、构筑物，危害较轻的，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危害严重的，处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四条　国家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给予行政处分：

（一）违反省际边界河道工程建设审批程序，擅自签订防洪和引用水等工程建设协议，引发边际矛盾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

（二）在履行有关防洪安全行政审批职责时，因渎职造成重大防汛抗洪安全事故的；

（三）不执行防洪预案和防汛指挥命令，造成重大防汛抗洪安全事故的；

（四）未经上级防汛指挥机构批准，汛期擅自在水库汛期限制水位以上蓄水，造成重大损失的；

（五）其他未按规定履行职责，致使本行政区域内发生重大防汛抗洪安全事故的。

第三十五条　本条例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规定的行政处罚和行政措施，由市和县（市）、区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决定；涉及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设立的流域管理机构管辖范围内的行政处罚和行政措施，按照防洪法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六条　本条例自2006年7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