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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法院刑事诉讼文书样式》（样本）的通知
1999年4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


全国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各级军事法院、各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和基层法院、各海事法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各级法院：
1999年4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051次会议讨论通过了《法院刑事诉讼文书样式》（样本）。这是最高人民法院为全面贯彻执行刑事诉讼法和刑法，大力推进控辩式审理方式，改革诉讼文书的制作，提高诉讼文书质量而采取的重要措施。
人民法院制作的诉讼文书特别是裁判文书，是人民法院行使国家审判权的体现，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法律文件，是司法公正的最终载体。它关系到国家法律、法规的正确实施，关系到当事人诉讼权利和合法权益的保护，也关系到人民法院实事求是、依法办案、秉公执法、刚正不阿的公正形象。
制作裁判文书是审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法官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法院审判业务的一项基本建设。各级法院领导和广大法官要充分认识制作好裁判文书的重要意义，用改革的精神，采取有效措施，努力提高裁判文书的质量。那种认为“只要把案子办好了就成了，裁判文书写得好不好没关系”的思想是十分错误的、有害的。
自1992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下发《法院诉讼文书样式（试行）》以来，各地采取措施，积极探索制作裁判文书的规律，涌现出一批优秀的裁判文书。但从总体上来看，目前制作的水平还不高，主要是裁判文书千案一面，缺乏认证断理，看不出判决结果的形成过程，说服力不强。针对这种状况，去年底召开的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强调：要加快裁判文书的改革步伐，“做到裁判文书无懈可击，使裁判文书成为向社会公众展示法院文明、公正司法形象的载体，真正具有司法权威”。
为了总结经验，进一步提高诉讼文书质量，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对1992年下发的《法院诉讼文书样式（试行）》进行全面修订。为了配合执行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和刑法，决定首先对文书样式中的刑事部分进行修订。修订的重点是事实（包括证据）和理由部分。这是因为，目前裁判文书存在两大缺点。一是叙述事实部分，不证明犯罪，不写具体证据，只写“上述犯罪事实，有证人证言、书证、鉴定结论证实，被告人也供认不讳”这样的套话。证言，谁的证言，内容是什么？书证，是什么书证，内容是什么？鉴定结论，谁作出的，内容是什么，一概没有。法官的认证、采信证据在裁判文书中体现不出来。二是不说理或者说理不充分，理由部分没理由，只引用法条；不阐明适用法律的道理。因此，说服力也就不大。而裁判文书最精采的是理由部分，最能体现一个法官的水平。因此，执行修订后的文书样式，改革诉讼文书的制作，要抓住重点，即在加大对证据的分析、认证和增强裁判的说理性这两个问题上下功夫。
现将样式样本印发给你们（另发），望组织审判人员学习，认真贯彻执行。为此，特作如下通知：
一、要把裁判文书的改革同目前正在全国法院系统开展的“审判质量年”、“争创人民满意的好法院，争当人民满意的好法官”的活动有机地结合起来。提高裁判文书质量是提高审判工作质量的一个重要内容。各级法院要把诉讼文书特别是裁判文书质量列为审判工作质量的重要内容，把制作裁判文书列为考察法官审判工作能力的重要标准，抓实抓好，从而推动“审判质量年”和“争创人民满意的好法院，争当人民满意的好法官”活动的深入开展。
二、组织学习，加强培训。各级法院要组织广大法官认真学习肖扬院长和祝铭山副院长在去年底召开的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上的讲话，以提高改革裁判文书制作的自觉性；认真学习修订的文书样式及其说明，以提高裁判文书的制作水平。在拟定的164种文书样式中，有53种是根据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刑法和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新增加的；其他文书样式大多在原有样式的基础上作了不同程度的修改和补充，并对每一种文书的制作提出了要求。在学习时，要注意总结执行试行样式以来的经验。为便于在审判实践中学习和适用，最高法院已将修订文书样式印成小册子，供从事刑事审判工作的法官学习、工作之用。
在组织法官学习的同时，各级法院要加强对法官的培训。长期以来，我们没有将制作诉讼文书列入培训内容，因而是一个薄弱的环节。为了提高法院队伍的整体素质，最高法院决定将用三年时间，把全国中级以上人民法院正副院长、正副庭长轮训一遍，各高级法院也要抓紧轮训基层人民法院和人民法庭的法官。同时，要举办诉讼文书培训班，由最高法院和各高级法院分级承担培训任务。国家法官学院负责培训高级法院和解放军军事法院，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中级法院主管院长、刑庭和告申庭正副庭长以及业大的教师；高级法院和业大分校（或者法官培训中心）负责组织对本院和下级法院法官、教师的培训；有条件的中级法院也可以主办诉讼文书培训班。
三、为了及时总结、探讨制作裁判文书的经验，各地可以通过举办诉讼文书研讨会、评比会等形式，进行交流。最高法院准备在今年11月举行刑事裁判文书改革研讨会，希望各地做好准备，并推荐一批优秀的刑事裁判文书。最高法院准备公开出版《优秀刑事裁判文书实例选》，以推动裁判文书改革的发展。
四、《法院刑事诉讼文书样式》（样本）自1999年7月1日起施行。我院办公厅于1992年6月20日下发的《法院诉讼文书样式（试行）》中的刑事部分同时废止。各地在执行过程中有何意见，望及时报告我院。


　　元代剧作家李潜夫的作品《包待制智勘灰阑记》(也做《灰阑记》、《灰栏记》，以下简称《灰栏记》)是两母争子、公堂断子故事的典型代表。类似的公堂断子故事，更早的可见于南传《佛本生故事·大隧道本生谭》第五节、《圣经·列王纪上》“所罗门的智慧审断”、东汉应劭《风俗通》中太守黄霸智断“贪财夺子案”、《贤愚经》卷十一中阿波罗提目?彝跻浴巴焓帧倍习腹适碌取！痘依讣恰泛罄幢灰牖蚋男闯捎⑽摹⒌挛模?⒍啻卧谖杼ㄉ涎莩觥?0世纪世界剧坛大师布莱希特晚年推出《高加索灰阑记》，成为世界名剧。在我国，直到现在，一些地方戏中的《包公断子》均改编自《灰栏记》。

“灰栏记”的判案情节设计简单却富有深意:包拯画了一道“灰栏”圈住孩子，宣布能把孩子拽出“灰栏”的即为孩子的母亲。然而，通过剧情的展开我们可以看到，“灰栏”规则在这里具有层次性、神圣性、权威性和工具性。这四个表面上有着分歧甚至矛盾的特性，必须充分具备才能成就灰栏故事试图显明的道义、呈现剧中所赞颂的包公的巧智。

“灰栏”是神圣的。它不是普通人随便画出的一道普通的“栏儿”，而是具有特殊的能够识别真假母亲作用的“试金石”;能否拽出孩子不仅仅是个力气问题，更多的是背后蕴涵着的神秘的昭示，“灰栏”具有灵性，是公正、明理的象征，也是母亲能够取得亲子的希望所在。在包公的神秘光环的照映和解释下，灰栏被赋予了特殊的意味，成为一个神秘的意象。

“灰栏”具有权威性。借用奥斯丁的概念，“灰栏”是由政治优势者对政治劣势者制定的、具有神法的光环，同时又用“命令”的方式促使人们“强制服从”、并有权对不服从以及违法人士进行“制裁”的规则，因此，它在此案中已经作为实质上的“法”存在。包拯的身份使之具备了合法性，“灰栏”的神秘性使之获得了天意(神意)的授权。为了使得海棠和马妻对“灰栏”规则的神圣性确认不疑，海棠还遭遇多次棒打，这种强制性的惩戒使“灰栏”具备了权力和威势。

然而，随着剧情的发展，这个“灰栏”并未像包拯所宣示的那样具有能够识别真假母亲的事实上的灵性。撕去附加于“灰栏”之上的神秘性，“灰栏”规则的恶性毕现无疑。

能否把孩子拽出“灰栏”和是否是“孩子的母亲”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能否把孩子拽出“灰栏”，是以力气和不计后果为依据的:“两家硬夺，中间必有损伤。”因而，对于剧中的母亲海棠而言，这是一个注定受伤的两难选择。包拯的设计对母亲而言并非是一场力量的较量，更是一种爱心的折磨:因为爱，所以不忍心伤害孩子，因之会失去孩子;因为不爱，所以无所顾忌，反倒可能得到孩子。在《灰栏记》中，海棠正是意识到“两家硬夺，中间必有损伤”时，“就打死妇人，也不敢用力拽他出这灰栏外来。”

剧情恰在此时峰回路转，包拯所设定的规则又戏剧性地变成手段性规则，通过这个规则，包拯判断出海棠恰恰是真正的母亲:“律意虽远，人情可推。古人有言: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瘦哉!人焉瘦哉!”也就是说，包拯最终所依从的规则其实是一个公正的规则:谁是孩子真正的母亲，孩子就属于谁。这才是真正的终极层次的根本“灰栏”。对于包拯而言，关涉具体“灰栏”的规则其实只是一个低层次规则，它服务于公正的高层次规则。但是，这样一个规则的层次划分，是掌握在断案者的“巧智”中的，只有关涉具体“灰栏”的规则得到合理灵巧的运用，公正才得以维护。对于海棠和马妻来说，“灰栏”的权威性是不可质疑的、必须遵循的。也正因此，两人在“灰栏”前的表现成为包拯断案的基础。只有两人真正相信“灰栏”规则的至上性而不加任何矫饰地去拽孩子时，包拯才能依此判断出谁是真正的母亲。

戏剧性的激烈的矛盾冲突正由此产生:公正的崇高目标是以“恶法”的被承认为前提，维护“恶法”的权威性是实现崇高目标的基础，最终这种权威性却又必须被彻底打破。然而，“恶法”需要被人们容忍吗?即使是作为显示公义的手段，“恶法”是不是就应当被接受?尤其是，作为“恶法”的受害方的海棠，她应当容忍“恶法”在“法”的名义下对她的伤害吗?谁能决定这个“恶法”是属于哪个层次的规则?如何限制它不上升为最高层次的规则?如果使用这个规则的不是贤明的包拯，不是“心里有上帝的智慧”的所罗门，而是一个普通的甚至昏庸的法官，那又如何保证不失去公正的价值目标?更进一步说，对于有限的人而言，如何保证“法”与公正的合一?

在《灰栏记》一类的故事中，因为包拯的出现，因为所罗门的智慧，最终使矛盾冲突得到了化解，使爱得其所爱，使人生有了圆满的结局。此次断案过程在本质上是人性的较量、是人智的较量，是在智慧的注视下人性之间的博弈。然而，争子问题的解决，并没有真正地化解“灰栏”事件。在现实生活中，这种矛盾冲突往往尖锐而令人撕心裂肺，进退维谷:

第一，在规则本身不合理，但规则既定，不可随意变化，同时判者只能遵守规则，也即“恶法亦法”、法律必须被遵守的情形下，海棠注定不能得到自己的孩子，正义被“恶法”以法律的名义屏蔽。除非“恶法”消除，否则苏格拉底的悲剧会一演再演，保护人之权利的法律，会成为合法地剥夺人权利的工具。

第二，如果类似事件重复，那些同样拥有“智巧”心志的人，会把法律本身用做自己投机取巧的工具，从而法律成为伤害他人权益、成全自我私利的手段。如是，法律便成为恶人的保护伞。

《灰栏记》类争子故事所张扬的是母爱和执法者的智巧，同时也反映了传统法律体系中人和法律之间的张力，反映了人对于法律的运用及其对于人之善性的成全。在传统社会的观念里，一个智慧和德行都高于常人的执法者，是社会公义的保证。因此，这个故事所弘扬的，正是这个智慧和德行的象征。

但这个故事所内涵的人和法之间的张力，并非仅仅是传统法律体系中的问题，也生动、尖锐地反映在现代法治体系中，从某种程度上说，现代法治体系中人与法的张力比传统社会更为尖锐。恶法亦法非法问题的持久争论、法律信仰问题的不断阐释，彰显着人法之间关系中无法规避的矛盾性。除非所有的法都是绝对的善法，都是公义的表征，否则，恶法伤人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为大家经常引用的伯尔曼的名言“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其中所说的“法律”并非一整套规则，它是人们进行立法、裁判、执法和谈判的活动，是积极的、活生生的人类活动，包含了人的全部生命，包括他的梦想，他的激情，他的终极关切，与“超理性价值”之间存在着联系和沟通，是终极目的和生活意义的一部分。忽视了伯尔曼在《法律与宗教》中对法律的这些界定和描述，机械地谈法律的信仰问题，就会陷入伯尔曼所批判的法条主义的陷阱。当法律被理解为一种“积极的、活生生的人类活动”，“是终极目的和生活意义的一部分”时，那种法的层次性、时空性被同时凸显出来。苏格拉底以其生命维护了“守法即正义”的法律理想，但其维护的是法律本身，而不是判其死刑的具体法律条文和程序;其维护的是保证普遍价值至上性、保证社会秩序有效性、乃至保证个体法律信仰的自觉性的法律意识和实践，也正因此，一个恶法影响的消减乃至消除，还是依靠人们在立法层面的孜孜探求，以及具体法规作用范围的有效调整。对包拯、所罗门王等的智巧颂扬，实际上可以还原和转化为人类对于终极目的和生活意义的积极追求，在于法律体系与人类价值活动的有效协作。否则，不与人类终极关怀相应的法律，终究会成为屠杀人类自身的刽子手。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宗教与法律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