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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假日旅游部际协调会议办公室


关于切实做好2003年春节黄金周旅游各项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假日旅游协调机构：
　　2003年春节旅游黄金周即将到来。这个黄金周，是在举国上下全面贯彻落实十六大精神的热潮中到来的。切实做好迎接春节黄金周旅游的各项准备工作和春节黄金周期间的各项旅游组织接待工作，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做好春节黄金周旅游工作，各级假日办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旅游局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发展假日旅游若干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0]46号）为指导，以贯彻落实十六大精神为动力，以确保节日期间的社会稳定和出游安全为基础，以满足人民日益提高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丰富假日旅游产品和细化假日旅游组织接待工作为着力点，进一步巩固和深化旅游市场治理整顿工作，全面提升各地假日旅游的组织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实现“安全、秩序、质量、效益四统一”的目标，让全国人民度过一个欢乐祥和、丰富多彩、安全有序、顺心如意的春节和旅游黄金周。
　　现将有关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及早召开本地区假日旅游协调机构工作会议，发扬连续作战的优良作风，继续保持奋发有为、积极进取的工作状态，全面启动迎接春节黄金周的各项工作。
　　春节黄金周旅游是亿万群众参与的活动。在国办发[2000]46号文件下发后的七个黄金周中，各级假日旅游协调机构及相关行业的干部职工，认真坚守工作岗位，牺牲自己的休假时间，换来了亿万群众的欢乐，为促进各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为进一步做好今年春节旅游黄金周的各项工作，各级假日旅游协调机构和有关部门、有关接待单位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国办发[2000]46号文件为指导，继续发扬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工作作风，继续保持奋发有为、积极进取的工作状态，切实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贯彻落实到假日旅游的各项工作中去，向全党和全国人民交上一份合格的答卷。
　　请各级假日旅游协调机构接此通知后，在本地区政府的领导下，及早召开本地区假日旅游协调机构工作会议，全面启动今年春节旅游黄金周的各项准备工作。要在认真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尽快制定春节旅游黄金周的总体工作方案，明确各项工作的责任单位、工作要求和工作进度。各级假日旅游协调机构的成员单位要按照分工，细化责任，各尽其职，认真履行本部门、本单位的工作职责，在切实做好自己工作的基础上，主动加强与其他相关部门和单位的协调配合。
　　为了确保今年春节黄金周“安全、秩序、质量、效益四统一”目标的实现，各级假日旅游协调机构要组织有关部门和旅游接待单位，对照国办发[2000]46号文件的要求，逐条检查贯彻落实情况，对工作不到位、措施不落实的环节进行“补课”；要切实解决好旅游交通和住宿设施、景区游览等方面的问题，搞好调度安排、安全保障和各项应急措施准备；要认真做好春节期间各项重大旅游节庆活动的组织准备工作；要按照春节旅游的特点和本地实际，积极创新，扩大宣传，进一步丰富和优化适合人民群众春节出游需求的旅游产品。
　　1月20日前，各接待单位的准备工作要基本就绪，进入临战状态，重点接待单位要通过召开战前动员会等形式，激励斗志，振奋精神，使广大干部、职工以饱满的工作热情、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和精益求精的工作精神，投入到今年春节黄金周的各项工作中来。
　　二、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原则，认真开展旅游安全大检查，强化旅游安全管理，消除旅游安全隐患，进一步强化中国是最具生机活力和最安全旅游目的地的形象。
　　春节是我国的传统节日，春节黄金周旅游，必须充满欢乐祥和、平安顺畅的喜庆气氛。安全是旅游的生命线，没有安全就没有旅游。各级假日旅游协调机构及其成员单位以及各接待单位，要牢固树立这一指导思想，并贯穿于春节黄金周旅游工作的始终。
　　各地在部署春节黄金周工作时，要认真贯彻国务院安全生产会议精神，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和《国务院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国务院令第302号）等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落实安全责任制；必须针对薄弱环节，采取过硬措施，加强对重大危险源的监控，治理和消除重大事故隐患，坚决遏制重大、特大事故的发生。要继续贯彻“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指导思想，坚持关口前移，重心下移，扎实工作，超前防范，切实把安全工作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要组织各类接待单位认真扎实地开展一次全面的旅游安全大检查。对汽车、游船、轮渡、缆车、雪橇、雪爬犁等游客运载工具，对滑雪、滑冰、冬泳、攀岩、蹦极、探险、漂流、射击等容易发生安全事故的旅游项目和大型游艺机、滑雪滑冰器械等装备，对容易发生火灾、食物中毒以及群死群伤事故的大众娱乐场所、餐馆摊点、烟花爆竹施放区等设施和场所，要进行重点检查，切实排除各种安全隐患。对春节黄金周期间的各种集会、庆贺等活动，要坚持谁主办谁负责安全的原则。各景区、饭店和餐馆等旅游接待单位在春节期间要特别做好供水、供电、供暖、卫生检疫和医疗救护等工作，切实保障游客的健康舒适。
　　鉴于旅游行车一直是黄金周中旅游安全事故的主体，各地在部署春节黄金周旅游工作时，要继续将抓好旅游交通设施的技术性能检查以及对驾驶员的安全教育放在突出位置。各级假日旅游协调机构要组织当地交通部门和公安机关，集中进行一次旅游客运大检查，重点查处未经主管部门核准发放营（准）运证（牌）的车辆非法从事旅游客运的行为，严肃查处带“病”运营、超载运营等危及客运安全的行为。对春节黄金周期间的旅游接待用车，要在检查技术性能合格的基础上发给专门车证，没有专门车证的社会闲散车辆和农用车辆不准接待旅游团队。旅行社在租用车辆时，必须选择信誉好的车队、技术性能合格的车辆和责任心强、技术过硬的驾驶员，签订有关合同，明确事故责任追究制度和处理赔偿办法。要在驾驶员和旅行社陪同人员中认真开展安全防范教育，要求他们自警自重，在行车时注意车况、路况、人况，严禁违章驾驶和疲劳驾驶；发现司机有违章驾驶和疲劳驾驶的问题，游客应及时提醒其纠正。对于容易发生旅游行车事故的危险路段，当地有关方面要及时铲除路面冰雪和其他障碍，设立警示牌，必要时须动用力量，采取一些非常规措施，以确保旅游行车安全。与此同时，各级假日旅游协调机构应督促当地的航空、铁路、水运等管理部门和经营企业，进一步强化安全意识，切实做好安全检查，确保春节黄金周的长途客运万无一失。
　　各旅游城市和旅游景区要严密防范和严厉打击境内外各种敌对势力的破坏活动，特别要密切注视、有效防范恐怖暴力案件的发生。要针对节日期间易发的盗窃、抢劫、诈骗、勒索等破坏社会治安和旅游秩序的突出问题，组织开展专项整治斗争，切实避免此类事件的发生。要严格按照国办发[2000]46号文件的要求，制定黄金周期间紧急救援工作预案。有关人员要24小时值班；发生重大旅游安全事故后，要及时妥善处理，并按报告制度及时上报有关方面和全国假日办；对拖延缓报或隐瞒不报者，要按有关规定做出严肃处理。
　　三、整治和维护好黄金周旅游市场秩序，开展健康文明的旅游活动，全面提高旅游服务质量。
　　整治和维护旅游市场秩序是春节黄金周旅游工作的重要内容。各级假日旅游协调机构接此通知后，要以整治旅游市场秩序、净化春节黄金周旅游市场为内容，立即组织当地旅游、工商、公安、物价、外汇管理、质量技术监督等部门，对旅游市场进行一次全面整治。
　　要坚决打击非法经营旅行社业务，依法查处境外驻华机构非法从事旅游经营活动，整治旅游客运秩序，大力净化旅游景区（点）的游览环境；要严厉打击旅游购物欺诈行为，依法打击非法从事导游活动，规范旅行社经营和导游服务行为；要重点查处“黑社”、“黑店”、“黑车”和“黑导”等无证经营行为和私拿回扣、索要小费、强迫购物等不正之风，打击非法“陪游”、“伴游”等丑恶现象，整治“出国游”中存在的问题；要严厉打击在飞机场、火车站、汽车站、城市广场等游客集散地争夺地盘、拉抢游客和敲诈勒索等欺行霸市行为；要防止组团社和接待社之间因未签合同或产生合同纠纷而扣留“人质”特别是扣留旅游者的不法行为；要开展形式多样、健康向上的旅游活动，扫除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坚决制止各种有封建迷信色彩和其他庸俗低级的旅游活动，严防“法轮功”邪教组织在节日旅游中制造事端。
　　各级假日旅游协调机构要认真抓好春节黄金周期间受理和处理旅游投诉的工作。1月20日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重点旅游城市和景区假日旅游协调机构要向公众公布旅游投诉电话。
　　四、做好假日旅游统计预报和宣传报道工作，保障各项具体工作环节的衔接和通畅，实现各级假日旅游协调机构正常高效的运转。
　　列入全国假日旅游统计预报系统的各重点旅游城市和重点旅游景区，要按照国家统计局、国家旅游局联合制定的“黄金周”统计制度和全国假日办《关于开展2003年春节黄金周预报及统计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的要求，及时、准确地向全国假日办报送有关统计信息，并向当地有关媒体发送有关信息，确保工作有条不紊、信息准确无误。各地假日旅游协调机构要进一步重视抓好春节黄金周旅游的新闻宣传工作，对本地区黄金周旅游进行以引导性为主的宣传报导。要通过做好对各地黄金周准备工作、旅游产品、旅游市场秩序、各类旅游接待单位的工作情况等方面的信息发布和新闻报道，进一步培育旅游者理性、文明的消费活动，激发各有关部门和相关单位的工作热情，把引导、管理和服务工作做得更好。
　　春节黄金周期间，各级假日办必须将各项责任具体落实到人头，坚持24小时值班；对外公布的投诉电话，要保证24小时有人受理；各级假日办与组成单位之间的通讯联络要保持畅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列入全国假日旅游统计预报系统的各重点旅游城市、旅游景区假日办与全国假日办的通讯联络要保持畅通，确保黄金周期间出现的各种问题能够及时有效地得到解决。
　　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列入全国假日旅游统计预报系统的各重点旅游城市、旅游景区假日办将贯彻本《通知》的情况，以及春节黄金周期间的值班电话、值班负责人及联系人员的姓名、职务及联系方式；各级假日办(或当地旅游局质监所)的旅游投诉电话及负责人、联系人的姓名、职务，于1月20日前一并传真报全国假日办综合组(即国家旅游局办公室，电话：[010]65122847，传真：[010]65201329)。
　　特此通知。

　　　　　　　　　　　　　　　　　全国假日旅游部际协调会议办公室
　　　　　　　　　　　　　　　　　　　　二○○三年一月二日




　　刘加良. 山东大学法学院 讲师

　　内容提要: 从审级控制的进路消除民事案件的同案异判，有利于在更广层面和更深层次上制度性防范因自由裁量权规制不力而导致的权力寻租，使司法权影响下的社会生活更接近宪政理念的实质要求。实现特殊民事案件的同案同判，须将其一审管辖权统一上提一级；实现一般民事案件的同案同判，须取消裁量型发回重审和调适法定型发回重审。民事案件同案同判的审级控制会受到民事诉讼调解实践、小额诉讼程序适用和裁判文书说理制度之改进的影响。


作为以宪法为制定根据的子法，民事诉讼法负有促进宪法走向具体化的任务。作为与实体法相对应的程序法，民事诉讼法天然的具有保障民法实施的工具性价值。宪法中的平等原则与民法中的平等原则共同要求民事司法权的运作应以“追求平等”为基本前提和逻辑起点。在民事诉讼中，法律意义的平等与事实意义的平等亦不等同，二者之间总是存在着或大或小且兼具客观性、长期性和可理解性的距离，但案情相同或相似的民事案件面对的裁判结果若截然相反或存在的差异超出一般人所能容忍的幅度，就会构成对法律平等保护民事主体原则的动摇与嘲讽，削弱宪法平等权的实际价值与保障力度。“具体个案是看得见的法典，摸得着的规则。公民通过个案中一个个生动具体的故事、纠纷和处理结果去感受法律、体会法律。如果只有抽象的平等原则而无实实在在的个案公正，或者司法实践中同案异判，实际上便向人们传递着消极信息，法治原则将无法真正得到张扬，人们便无法通过前后一贯的案件信息，在头脑中形成法律行为与结果的稳定预期。”[1]在占法院受案量八成以上的民事案件中解决同案异判问题，可在更广层面和更深层次上做到同案同判，有利于在制度意义上防范因自由裁量权规制不力而导致的权力寻租，使司法权影响下的社会生活更接近宪政理念的实质要求。具体的策略多种多样，其中审级控制的进路必不可少。
一、特殊民事案件同案同判的审级控制
本文所指的特殊民事案件包括疑难复杂的民事案件、新类型民事案件和具有普遍法律适用意义的民事案件，它们的社会关注度更高，更易引发影响性诉讼。对特殊民事案件的处理若出现同案异判的结果，会在更大的范围冲击“禁止差别，反对歧视”之平等保护观念的扎根与培育，会以更大的力量以点破面的削弱一般公众对司法权威的认可与尊重。
近些年来，最高法院多次通过司法解释以诉讼标的额为最重要的标准将民事案件的一审管辖权往下调整，致使各级法院的民事案件审理负担与其级别之间呈现出愈发严格的反比例关系，法院的级别越低，其民事案件审理负担越重。当前80%以上的民事案件一审任务由基层法院承担，中级法院对特殊民事案件进行一审的情况整体偏少，特殊民事案件的终审法院（二审法院）很少是高级法院和最高法院，中级法院通常作为特殊民事案件之终审法院的级别明显偏低，这与较高级别的法院负有统一裁判标准以消除同案异判的组织性法定责任相背离。这种状况如得到长期的放任，将导致较高级别之法院的系统内监督职能和规训权威虚化，消解同案异判的行动会因此具有各自为战、缺乏团体理性和成果甚微的特征。
向上级法院请示汇报、制定司法解释和发布指导性案例是克服特殊民事案件处理中同案异判现象的既有制度安排，从实际效果看，它们均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具体而言：（1）第一审法院就个案向终审法院请示汇报，会实质性的影响其审判独立性，会造成两审终审制的形同虚设，当事人的审级利益和司法制度的正当性会因此直接减半。经过多年的反思，案件请示汇报制的弊端几成共识。虽然相关的作法目前仍时有发生、彻底根绝仍尚需时日，但终审法院就个案作出答复受到了日趋严格的禁止或规范。也就是说，伴随着案件请示汇报制大行其道的时代一去不复返，第一审法院通过案件请示汇报的途径获得特殊民事案件之处理思路的可能性将会越来越小，无奈之下的独自处理在很小的地域范围内即可产生同案异判的几率便会大增。（2）针对全国范围内很长时间里具有普遍性的问题，最高法院方可制定司法解释。可是，特殊民事案件涉及到的普遍性问题多是地域性的或是阶段性的，用制定司法解释的方法来应对，有“杀鸡动用牛刀”和“撒大网逮小鱼”的浪费之嫌。另外，司法解释为条文型法律渊源，滞后性、不周延性是其无法克服的缺陷，其制定亦需耗费一段不短的时间，这些均无法适应特殊民事案件的变动不居性和审限特定性。简言之，张力小、灵活性差的司法解释很难及时且针对性强的消解特殊民事案件中的同案异判。（3）审理特殊民事案件时，法院会经常碰到法律依据缺乏或模糊的情形，此时以法律依据为大前提的司法推理就无法顺利展开，在法典修改和司法解释制定难以指望时，担负“找法”任务且不得拒绝裁判的法院就会被迫的作出随意选择，导致裁判尺度无法统一。为缓解这一问题，作为法典和司法解释的补充物，应对更为及时和灵活性更强的指导性案例制度引起了实务和理论层面的共同关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以下简称《案例指导规定》）在2010年11月26日的公布施行和最高法院首批指导性案例（共四个）在2011年12月20日的发布，虽然能够说明相关的制度建设已初具规模且遵循“少而精”的立场，但也透露出指导性案例从编选、推荐、报送、确定到发布整个过程的漫长。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对高级法院发布指导性案例之权力的排除与否定，必然造成最高法院对发布指导性案例之权力的垄断，最高法院对这种垄断权力的行使必须得借助自下而上的案例报送，案例报送过程的耗时长短绝非最高法院可以控制。所以，指导性案例的发布肯定无法很好的满足特殊民事案件的处理对时效性的起码要求。此外，《案例指导规定》第7条要求地方各级法院审理类似案件时应当参照指导性案例，但该条文基于指导性案例有别于英美法系的判例而没有对制裁后果进行规定，使之被界定为倡导性规范，地方各级法院可以将其作为裁判文书说理的参考，但不能作为法律依据直接予以援引，即指导性案例没有刚性的约束力，其对特殊民事案件处理中自由裁量权的制度性规制留有不少可轻易予以软化的缝隙。
相形之下，为做到同案同判，把特殊民事案件的一审管辖权统一上提一级更为可取。实行如此的管辖权向上转移后，特殊民事案件的第一审法院最低是中级法院，第二审法院最低是高级法院，这样可充分调动高级法院在消除同案异判中的积极性、自主性，高级法院在特殊民事案件审理中的及时作为除了能弥补制定司法解释和发布指导性案例在效率方面的不足外，还能可行性很高的保证类似案件之裁判尺度的省域统一，这后一好处在当前显得格外重要。“全国上下一盘棋”的治理策略和“大一统”的过往情结使得在全国范围内统一法律适用成为迫切的追求，找到足以在全国范围内消除同案异判的药方成为普遍性的作法，一定区域内经过实践总结出的应对经验被看成是“不上档次”或“格局不够”。谋求裁判尺度之全国统一的努力的功利性初衷值得肯定、可以理解，但它们对大国的区域差异和社会发展不平衡关注不够，不得不在全国行动的整体层面之外允许“例外”和“变通”的出现，时间一长“谋求裁判尺度的全国统一”就自然而然的形同虚设，成为难以实现的空谈口号。正是因为全国统一行动的策略导致消除民事案件同案异判的收效甚微，同一高级法院所辖范围内不同中级法院之间关于特殊民事案件同案同判之协调机制的试行才会崭露头角。显而易见，这种试行机制的建立与维系成本不高，推行过程中遇到的省域内障碍容易克服，但会普遍性的导致消除特殊民事案件同案异判的责任主体级别过低，并会使对相关省际同案异判的消除寸步难行、束手无策。特殊民事案件的一审管辖权统一上提一级，有利于不同的高级法院在借鉴中级法院既有有益经验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并良好的维系针对特殊民事案件同案同判的协调机制。这种进路不仅有助于同时做到特殊民事案件裁判尺度的省域统一和省际统一，还有助于极大的降低制度成本，因为高级法院的数量不到中级法院的十分之一、高级法院的智力资源与沟通协调能力整体上要远胜中级法院一筹。需要指出的是，特殊民事案件的一审管辖权统一上提一级，尽管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加较高级别法院的审理负担以及起初阶段的适应困难，但性价比很高的此举在实现同案同判方面的更大收益应被放到首要位置予以考量。
二、一般民事案件同案同判的审级控制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53条的规定，第二审法院发回重审的事由有事实性事由和程序性事由之分。其中，前者表现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两种情形；后者表现为“一审判决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一种情形。针对事实性事由，第二审法院可以发回重审，也可以查清事实后改判，拥有自主选择发回重审或改判作为结案方式的法定权利，发回重审不是第二审法院的唯一选项，此类发回重审被称之为裁量型发回重审。针对程序性事由，第二审法院负有“必为”的法定义务，只能以发回重审作为结案方式，此类发回重审被称之为法定型发回重审。
具有同样的事实性瑕疵时，由级别偏低的法院就一般民事案件做出的一审判决会因为裁量型发回重审的存在而面临霄壤之别的外在评价，因为此时“改判”意味着“肯定有错”、“发回重审”意味着“可能没错”。具有不同的程序性瑕疵时，由级别偏低的法院就一般民事案件做出的一审判决会因为法定型发回重审之事由的主观色彩浓烈而面临相同的命运，因为此时程序性瑕疵可否容忍的认定标准实难把握。由此可见，既有的制度设计如不加以改进，其对同案异判的诱发力就很难得到平抑。笔者认为，发回重审制度的理性改进可从如下两个方面展开：
（一）取消裁量型发回重审
从“查清事实后改判”的立法用语来看，当“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或“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情形出现时，第二审法院选择改判须以“查清事实”为前提条件。如此立足文义的规范解释很容易给人错觉，即第二审法院针对此两种情形发回重审无须做到“查清事实”。然而，第二审法院得出一审判决存在事实问题的结论必须经过对比性的判断，而这种在后的对比性判断理应以在前的“查清事实”为参照基点。否则，第二审法院的认定就失去了依据正当性和逻辑自洽性。由此可知，针对“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或“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情形，第二审法院选择发回重审抑或改判都得具备“查清事实”的前提。“人们不能在这一对诉讼人之间以这种方式决定案件，而在另一个类似案件的另一对诉讼人之间又以相反的方式做出决定。”[2]依同案同判之“相同情况相同对待，类似情况类似对待”的基本要求，既然一审判决之问题皆属事实性瑕疵、“查清事实”的同样前提都已具备，第二审法院针对具有事实性瑕疵的一审判决就不应给出不一样的评价。
针对具有事实性瑕疵的一审判决，若第二审法院选择了发回重审，就会导致当事人因为重审程序的经历而不得不付出更多的时间、精力和经济成本，就会导致当事人因为先前程序的经过而没有得到吸收或排解的不满继续淤积，进而就会使得当事人藉由诉讼来化解民事纠纷的意愿减弱，当事人起初对国家司法制度的信心亦会因此丧失；若第二审法院选择了改判，当事人之间已处于非正常状态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就会得到尽快的修复，当事人在重审程序中付出的代价就会因为二审程序对一审程序之监督功能的及时发挥而得以避免，当事人在个案中对效率的正当追求就会得到更好的满足。通过对比不难发现，对于具有事实性瑕疵的一审判决，改判的方案可让当事人获得更大更好的程序利益，而发回重审的方案除极大贬损当事人的程序利益外，还为第二审法院借口事实性瑕疵的认定标准缺乏具体性与可操作性而滥用发回重审权提供了空间。为克服裁量型发回重审的种种弊端，2002年4月15日最高法院以法释（2002）24号的名义通过的《关于人民法院对民事案件发回重审和指令再审有关问题的规定》第1条专门把第二审法院将具有事实性瑕疵的一审判决发回重审的次数一律限定为一次；2010年12月28日最高法院以法发（2010）61号的名义公布的《关于规范上下级人民法院审判业务关系的若干意见》第6条第1款特别把第二审法院将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一审判决发回重审的次数较法释（2002）24号有所松动、略显退步的规定为“原则上一次”。虽然司法解释的相关设计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弥补《民事诉讼法》对裁量型发回重审的次数未作明确规定而产生的不足，但这些固守法院本位主义的努力还是无法根绝裁量型发回重审的任意性，同案异判和当事人的程序利益受到贬损的现象还是一如既往的缺乏刚性约束。司法实践中，裁量型发回重审已长时间的沦为很多二审法官减少案件实体处理工作量或规避涉诉信访风险的主要手段之一。所以，在裁量型发回重审的弊端远盖过其制度收益的局面迄今无法扭转的当前，既然第二审法院在续审制的审级关系模式下拥有认定事实的合法权力，那么刻不容缓的明智作法应是在有效保障当事人之审级利益的基础之上，取消裁量型发回重审，明确规定第二审法院对于具有事实性瑕疵的一审判决只能进行改判。唯如此，才能确保第二审法院一视同仁的审查存在事实问题的一审判决和存在法律适用问题的一审判决，才能确保当事人在针对存在事实问题的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后拥有对第二审法院之结案方式的确定预期，也才能确保第二审法院对存在事实问题的一审判决提供出符合宪法之平等保护要求的应对方案。
（二）调适法定型发回重审
法定型发回重审以“一审判决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为唯一事由，采概括性的主观判断方法，难以避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解释出现。不严格遵守强行性规范显然属于“违反法定程序”，但在法律没有明文授权时对任意性事项作出处分和违背训示性规范是否属于“违反法定程序”？出现这一短期内难以统一答案的问题，固然与程序安定原理没有得到透彻的领悟有关，但与立法用语的粗疏也不无很大关系。“一审判决违反法定程序”不足以单独成为法定型发回重审的事由，还须加上“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这一结果性配件。如此的设计被指责为“重实体轻程序，重结果轻过程”，这种指责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倡导程序公正以来就从未停息。再者，第二审法院对“可能影响”的主观性标准把握难以统一，拥有很大的自由裁量空间，致使违反法定程序之情形与结果均相差无几的一审判决面对不同的评价，甚至致使“违反法定程序严重的一审判决因不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而未被发回重审，违反法定程序轻微的一审判决却因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而被发回重审”的倒挂怪状出现，第一审法院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行为由此得到放任、纵容与变相的鼓励。因此，为实现民事案件同案同判的审级控制，法定型发回重审制度理应进入检讨与重构的视野。
高桥宏志认为：“发回一般适用于控诉审考虑到当事人的审级利益并认为由一审进行审理较为合适的情形，可分为必须发回和任意发回两种情形。所谓必须发回，是指当控诉审撤销驳回原告之诉的原判决时，必须将案件发回一审的情形。”[3]我国民事诉讼当前实行两审终审制，案件的实体性问题在没有严重程序性瑕疵的前提下能够得到两级法院的实质性审理，此为当事人所享有的审级利益。当存在违背强行性规范和法无明文规定而擅自处分任意性事项的情形时，第一审法院对案件的实体性问题进行的实质性审理有名无实、徒有其表，与未进行实质性审理没有本质区别，发回重审的必要性已然具备、无法忽视。当存在开庭前就证据较多或复杂疑难的案件不组织证据交换、逾期送达、审判人员未在庭审笔录上签字等违背训示性规范的情形时，第一审法院对案件的实体性问题所进行的实质性审理虽有瑕疵，但无害于当事人所享有的审级利益，发回重审将有损于程序安定和诉讼效率，理由在于，“与效力规范不同，训示规范多是鼓励性规定，严格遵守固然有其必要，但是如未遵守，其诉讼法上的效力也不会受到什么影响，所以不得在事由以违背训示规范为由，要求撤销已实施的诉讼行为或已进行的诉讼程序。”[4]不加区分的把存在程序性瑕疵的一审判决均发回重审的作法，的确能够在一定时期内提升程序公正的地位，但从长远看，这种具有表层性、肤浅性、极端性的提升会过犹不及的影响一般公众对程序公正的普遍认可，会大面积的诱使“不同的程序性瑕疵，同样的制裁方法”现象产生，加剧审级控制视域内的同案异判。
废止法定型发回重审制度是类似于因噎废食的畏难之举，对其予以合理改进方是可取之路。借助具体列举与抽象概括相结合的技术路线来促成法定型发回重审之适用事由的客观化无疑是改进尝试中的首要之选。在这一方面，最高法院在1992年颁布的《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民诉意见》）就早已有所作为。其第181条将法典中“一审判决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这一事由解释为“审判人员及书记员应当回避而未回避”、“未经开庭审理即作出判决”、“普通程序中未经传票传唤当事人而缺席判决”三种情形和“其他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四种情形。前三种情形的具体性便于第二审法院轻易作出明确的认定。最后一种情形的兜底性要求第二审法院在认定足以导致发回重审的一审程序性瑕疵时须参照前三种情形，尽管这种借他者之具体性的映照来克服兜底情形之抽象性的企图不能对第二审法院的自由裁量权形成足够的遏制且实际效果亦不理想，但其从用语上摈弃了法典中以实体处理的结果回溯认定一审程序违法的主观标准，并为严重程序性瑕疵与轻微程序性瑕疵的区分提供了规则层面的例证。人类认知能力的相对有限性决定了具体列举所有的严重程序违法情形极为困难，但这并不意味着如下次优途径的匮乏：以程序规范的分类为基础，立足于司法统计的数据分析和第二审法院审判经验的专项总结，寻找出与再审事由之数量规模不相上下的严重程序性瑕疵的常发样态并将其逐一规定，辅之《民诉意见》第181条那般但通常不得适用、仅为表征规则之灵活性的兜底设计。
三、民事案件同案同判之审级控制的限度
民事案件同案同判的审级控制以上诉案件的形成和第二审程序的经历为必要条件，其可能取得的效益在规模上取决于一审裁判文书可上诉的比率和第二审程序启动的次数。第一审法院判决结案的比例越高，民事案件同案同判之审级控制的用武之地就越大，反之亦然。以“案结事了人和”为指向的“调解优先，调判结合”的司法政策自2002年以来一再被重申，调解结案和撤诉结案受到第一审法院的高度青睐，调解撤诉结案率不断攀升并获得了相对于判决结案率的明显优势，被排除可上诉文书范围之外的民事诉讼调解书和准予撤诉的裁定书蔚为可观，第二审程序的非必经性得到进一步的强化，民事案件在经历第一审程序之后演变为上诉案件的比例相应大幅度减少。另外，为细分第一审程序以使审理程序具备针对不同民事案件的适应性，力争做到“小微案件快速审、简单案件简易审，复杂案件普通审”，实行一审终审的小额诉讼程序已进入决策者的视野并会借助民事诉讼法典的再次修改而很快走入司法实践。小额诉讼程序全国适用率平均达30%的立法预期将会增加两审终审制之例外情形的数量，降低两审终审制的涵摄力，更多的一审判决将具有不可上诉性。简而言之，民事案件同案同判之审级控制的覆盖面当前已明显受到民事诉讼调解复兴的影响，将来还会受到小额诉讼程序大规模适用的冲击；即便不考虑当事人基于诉讼成本、上诉风险、维权策略等因素而可能产生的不上诉之意愿，民事案件同案同判的审级控制与民事诉讼调解实践、小额诉讼程序适用之间呈现的此消彼长态势决定了不能高估其在基本面上的作用。
无论是以改判的形式抑或以发回重审的形式来实现对一般民事案件同案同判的审级控制，第二审法院都得以说理充分的文书作为载体。历经多年的倡导与鼓励，第二审法院的裁判文书中“不敢说理，不愿说理，不善说理”的状况得到些许改观，但笼统说理时至今日仍是极为普遍的现象，其对第一审法院的指引仍具有模糊性和不确定性，致使第一审法院对其裁判中存在的瑕疵难以形成明确的认识，第一审法院今后处理类似案件时仍然会不知所措、故错重犯。二审裁判文书阐明理由不到位，会使民事案件同案同判的审级控制以自我抵销、自我毁坏的方式给人浅尝辄止的印象和隔靴搔痒的感觉。裁判文书“最主要的功能仍然是社会的，是要为纠纷之解决提供一个合理化的证明，以及在可能的情况下，为后来的类似案件处理提供一种导引”[5]。除非尽快配套以良善的裁判文书说理制度，否则民事案件同案同判的审级控制之难尽如人意的状况将一如既往。与此相关的改进需注意如下两方面的问题：（1）要尽量尊重第一审法院的自由裁量权。当两级法院的分歧只聚焦于自由裁量事项，第二审法院原则上不能以自己的判断取代第一审法院的判断，除非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因为第二审法院不拥有优越于第一审法院的自由裁量权，更何况此时的改判不仅会严重挫伤第一审法院的积极性，而且会由于无法做到理由充分的说服而造成“案结事不了”的结果。（2）说理要公开但不宜过细。目前第二审法院发回重审的具体理由不是载于当事人可以获得的裁定书中，而是载于附送给第一审法院但当事人无法获得的内部指导函中。当事人无从知晓发回重审的具体理由，其对重审程序中裁判结论的形成也就无法施加相应的积极影响，这不符合程序多方参与性原理的起码要求，当事人的程序主体地位在此得到轻视。根除秘密附送内部指导函的潜规则，方可符合程序正义的确保裁定书成为第二审法院阐明发回重审之具体理由的唯一载体。另外，第二审法院在发回重审的裁定书中阐明具体理由时，既不能像过去及当前一样过于笼统，也不能矫枉过正的过于详细，要在促进审级监督和维护第一审法院审判独立之间取得平衡，要特别申明第一审法院对于发回重审的裁定书中载明的具体理由没有必须接受的义务，不管第一审法院是否接受，当事人对经由重审程序作出的裁判文书又提起上诉的，即使先后存在的瑕疵不同，第二审法院也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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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白建军：《同案同判的宪政意义及其实证研究》，《中国法学》2003年第3期，第134页。
[2] [美]本杰明•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苏力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18页。
[3] [日]高桥宏志：《重点讲义民事诉讼法》，张卫平、许可译，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461-462页。
[4] 邵明：《现代民事诉讼基础理论》，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196页。
[5] 苏力：《道路通向城市：转型中国的法治》，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220页。



出处:《当代法学》2012年第5期